而此后的高山樗牛则将“社会的浪漫主义”与“个人的浪漫主义”向两个极端加以扩展。他先是把“社会的浪漫主义”极端化地扩展为“国家浪漫主义”，在《论所谓社会小说》（1897）一文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认为当时的“社会小说”对下层民众寄予同情、支持并教唆他们反抗，对于国家社会是十分有害的；《小说界革新的契机—对非国民小说的诘难》（1898）一文则表示反对坪内逍遥《小说神髓》以来的写实主义文论所主张的文学独立论，认为文学不能独立于国家与社会，文学家对战争等国家大事视而不见、不作反映，是坪内逍遥写实主义文学独立论的流弊，那样的作品忽视了“国民的性情”的表现，是“非国民文学”，那样的作家也没有资格作一个“日本国民”。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倡所谓“国民文学”的。高山樗牛的《时代精神与大文学》（1899）一文，批评日本的文坛是与时代社会隔膜的“孤立的文坛”，呼吁文学要表现“国家人文”与“时代的大精神”；而《作为文明批评家的文学家》（1901）则表现了他从国家主义、日本主义的文学观，向尼采式的个人主义的文学观的转变；《论美的生活》（1901）又进一步主张超越于道德与知识的、满足“人性本然的要求”的“美的生活”。在高山樗牛文论中，极端国家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的主张互为表里，在总体倾向上与田冈岭云、德富芦花相反，代表了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论的右翼。与高山樗牛的国家主义、日本主义倾向相对立的，则是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的世界主义。他在《为什么出不来大文学家？》（1895）一文中，猛烈批判当时盛行的狭隘的“大日本膨胀论”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反对好战宣传，反对明治专制统治，呼吁思想独立、言论自由，弘扬“世界精神”和“世界文学”，强调“能成大文学者，必能容纳世界的思想”。内村鉴三的这些思想主张对后来的许多浪漫主义作家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浪漫主义文论由明治时代发展到大正时代，则明显地具有了“新浪漫主义”（即后来所说的现代主义）的性质了。代表性的理论家厨川白村的《创作论》以弗洛伊德心理学为理论依据，提出并论证了“生命力受到压抑而产生的苦闷烦恼，乃是文艺的根底，而其表现法则是广义的象征主义”这一重要命题。将此前的浪漫主义文论的“理想”、“国家”、“社会”、“个人”等关键词，置换为“人生”、“文明”、“心理”，“压抑”、“冲突”，标志着浪漫主义文论向现代主义文论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