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在比较文学与比较美学中提倡“比较语义学”方法

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及东方文学交流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在丰富的研究实践中矫正了来自西方的某些方法论的局限与弊病，形成了自己若干行之有效的方法论范畴，对此，我在《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特别是《比较文学系谱学》中有过总结与论述。随着研究实践的不断推进，方法也需要不断探索和更新，而方法的自觉更新，又必然推动研究上的创新。就中外文学关系史、特别是东方文学关系史研究而言，尤其如此。

中外文学关系史及东方文学关系史研究，可以划分为“点、线、面”三种类型。“点”就是具体个案问题的研究，如日本学者丸山清子的《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杨仁敬先生的《海明威在中国》之类，重在材料发掘与微观分析，追求的“深度模式”；“线”就是许多个案在纵向时序链条上的关联性研究，如钱林森教授主持的十五卷本《中外文学交流史》、王晓平先生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等书，重在历史性的系统梳理，追求的“长度模式”；“面”就是空间性的、横向的关系研究，如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钱念孙先生的《文学横向发展论》等书，重在理论性的概括与总体把握，追求的是“高度模式”。三种类型互为依存，相辅相成。其中，“点”的研究是全部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点”的研究不足，“线”也无法连成，中外文学关系史就写不出来，同时，相关的理论概括就缺乏材料的支撑，“面”就不成其“面”而流于支离空疏。只有“点”的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可能有系统的“线”性著作出现，才可能有总体性综合性的“面”的理论著作问世。而随着“点”的研究的不断增多，又会不断补充其“线”、充实其“面”，促进中外文学关系史类著作与相关理论概括类著作的更新与提高。可见，“点”的研究实最为基础、最为重要。

“点”的研究很重要，“点”的研究方法的更新也很重要。但迄今为止，关于“点”的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概括，最为不足。例如以两个以上作品文本的审美分析为特征的“影响研究”，固然属于“点”的研究，但这种方法如果缺乏明确的学术动机与问题意识，弄不好就会流于“大胆的假设”，而最终无法求证。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而言，有时不免失之于“虚”；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主要在没有事实关系的两个以上的对象之间进行比较，也属于“点”的研究，但这种“平行比较”的方法流行简单化，而缺乏学术价值，它得出的结论很有许多难被“文学关系史”所采信。我国学者在“平行研究”基础上修正而成的“平行贯通研究”法，不满足于 X与Y两个“点”的比较，而追求连点成线，所以它不再属于“点”的研究方法的范畴。更不必说法国学派的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研究”方法，则属于“文学史”的研究方法的范畴，更适合于系统的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可见，在我国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史上，关于“点”的研究方法的探讨，最为薄弱，问题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