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莫理循所说，袁世凯的亲信蔡廷干曾于2月26日写信给他，信中说，南方专使团即将抵京，“你同汪（精卫）非常熟，他可能毫不耽搁就去拜访你。我希望你能向他指出把政府迁往南京的危险，以及各公使馆将会反对迁都。”信末，蔡廷干还特别强调：“我认为约翰爵士（即英国公使朱尔典）和其他公使馆也应同汪兆铭好好地谈一谈不迁都的好处，一切都仰仗你了！”

目前尚没有证据证明各国公使团的迅速反应是否与莫理循的游说有关，但其在事后写给主编布拉姆的长信中提到，唐绍仪拿了袁世凯转来的一封信给他看，信中报告了保定兵变后天主教堂被摧毁、传教士被杀头的恐怖事件，这封信后来递交给了英国公使朱尔典。据莫理循的判断，唐绍仪或袁世凯是很希望“外国人能有所表示”的。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洋军重要将领段祺瑞、冯国璋及姜桂题等立即发布通电：宣布共和已过二十日，专使到京也已七日，而临时政府设在何处，袁大总统何时受任，统一政府如何组织，现在仍无定议，北京秩序看上去难以维持，满蒙“蠢蠢将再牵动”，使馆卫队昨天已调集，已有六国发兵之事见诸电报，如果因执迷于无理的争执，导致最终功亏一篑，乃至招来灭国之灾，谁能负起这个责任？从各方意见来看，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北京，大总统更不能离京受任。

此后，反对定都南京的声浪进一步高涨，《申报》在3月5日发表一篇题名为《对于北方兵变之观念》的评论，责问南京临时政府“袁总统尚可南来受任耶？”，“临时政府尚可建设南京耶？”。3月7日，江苏省议会通电指责南京临时政府强行要袁南下，“致统一政府迄未成立，奸人乘机煽惑，遂肇京、保之变”；“今全国大多数皆主临时政府设在北京，所见既同，自应协力以达公共之主张，岂可令挟私见争意气者败坏大局？”

就在同一天，黎元洪发布了一篇十万火急的通电：“顷闻京津乱党操戈，首难虽平，余孳未清，祸变之来，将未有艾，外人对此，极为激昂，某国并潜谋运兵入规京辅”，“瓜分之祸，即在目前。”次日，《民立报》发表社论响应黎元洪通电，其中称：“黎副总统昨日之电告，有‘民亡’、‘兵亡’、‘国亡’、‘种亡’之说，椎心泣血而书，诵读之下，毛发为之悚然，虽木石之人亦将闻而陨涕，我南方诸公，固夙称爱国之杰者，胡于此点未能恍然解悟乎？”

在舆论的鼓荡下，其他省份的都督或民军将领如阎锡山、谭延闿、马毓宝、孙道仁、蒋尊簋、蔡锷、蓝天蔚、朱瑞、蒋雁行等人也都纷纷表态，主张定都北京，事不宜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