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被杀后，乱兵们拎着其脑袋闯进都督府，焦达峰大惊失色：“你们要干什么？”乱兵们的回答直截了当：“要杀你！”焦达峰被擒后踉跄而出，被推到辕门外斩杀。吊诡的是，这次的兵变与之前的举义一样，也未放一枪一弹。尔后，原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被梅馨等人推为湖南都督。湖南革命，就此变色。

与之类似的还有贵州兵变。贵州革命也主要由会党发起，尽管新军军官杨荩诚被推为都督，但他对蜂拥而来的会党武装毫无控制之力，之后只能变计北伐，以增援湖北的名义脱离苦海。革命后，贵州的实权主要掌握在革命党人张百麟手中，他把那些会党武装编为东、南、西、北、中五路新巡防营，由另一位革命党人黄泽霖统辖。但是，这批会党武装的素质与形象相当不佳，他们成天在大街上背刀弄枪，招摇过市，其间也难免强买强卖、搞点抢掠甚至有公然强抢民女之事。

在局势动荡、民怨四起的情况下，贵州立宪派乘机勾结刘显世的团防营势力发动兵变。1912年2月2日，有二十余名士兵谎称捕获匪徒并送至黄泽霖处请其审讯。黄泽霖刚一升堂，即被叛卒们排枪射杀。与此同时，张百麟所在地也遭到叛军的围攻，当他檄令各路巡防营出兵讨伐时，这些“弟兄们”却不再听“大哥”的调遣而是袖手旁观。无可奈何之下，张百麟只得逃出贵州，军政府随即另易其人。

据《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中的统计，在1912年中，除以上所提到的兵变之外，甘肃兰州、山西阳高、江苏苏州、奉天省城、河南洛阳、甘肃巩昌、陕西西安、奉天安东、山东烟台等九地也发生过或大或小规模的兵变，而且，这些兵变均在1912年6月之后。

4月6日，袁世凯发表《告各军书》，其中对军界人士谆谆教导：本大总统自小站创练陆军以来，先后统兵近廿年，凡所以遇待我军人者，无不以诚悃相孚，恩义相结，有功必赏，有劳必录，有过必教，有罪必惩……军人者亦国民之一分子也，入伍则为兵，离伍是为民，兵与民本属一体；民出饷以养兵，兵食饷以维民，兵与民更同休戚，故爱民保民乃军人惟一天职。至于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又凡为军人者之第一要义，古今中外莫不同之，能不失军人之资格，方能不失军人之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