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草原民族以血亲集团作为最高级社会组织时，他们就不会形成自己的国家。“族”是草原民族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瓶颈”。只有各血亲集团迫于外部的压力建立起长久的联盟之后，草原民族也才开始了向国家的演进。

由于草原民族的频繁迁徙，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族”之间的接触也是非常频繁的。当某一个“族”内部的血亲集团形成牢固的联盟之后，其与外“族”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既可能出现对其他“族”的血亲集团的军事征服，使之臣属于自己，也可能为对付共同的敌人而与其他“族”结成更高一级的联盟。不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下，联盟的结构都变得更加复杂，不是原有的部落机构所能驾驭的了。最初，联盟的首领委派自己的亲信协助自己进行管理，这就在原有的部落首领之外形成了一套新的领导体系，当出于将权力固定下来的目的而创设部落之外的新机构时，游牧国家也就形成了。

虽然所经历的发展途径不同，但蒙古草原上游牧社会的成熟，与黄河流域国家的形成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秦末，匈奴冒顿单于已经统一了蒙古草原，建立起草原上第一个游牧帝国。从此开始，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区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经济区就处于一种对抗和竞争状态，从西汉至盛唐，黄河流域与蒙古草原的竞争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也正是双方之间的对抗与竞争，最终使双方凝结为一个政治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