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罗继祖文中说“潘处善后或有失当”，乃属臆测之词，究竟什么地方什么事失当？未能指明，而用“或”字约言之。我无意说他而为乃姑及乃祖辩护，但臆测之词，是不足证明过去事实真相的，而徒使无辜者遭受不白之冤。

我在《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一文中，尽可能避免用类似口吻，来假定大嫂方面的因素。一则不愿有损大嫂清誉，她曾是大哥的爱侣，大哥早死，连子女都没有留下，命运的坎坷，已经够可怜了，何忍再加以议论！再则恐有为先母辩白之嫌，不知者或讥为“女为母隐”。因此用百思不解一词，一笔带过。

这次事件的发生，毋宁说是偶发事件较为合理，因事先并无失和迹象。其时父亲丧子，大嫂丧夫，都是在哀痛过度的时候，而罗氏为爱女遭遇不幸，舐犊情深，心中自亦不好受。

当此情景，每人情绪都很激动，任何小问题，若稍有歧见，大家都无好言语，小误会成了大争执，以致不可收拾，罗氏一怒携女大归。其实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大哥过世时，大嫂才二十四岁，可以说心智尚未十分成熟，在顿失依靠的时候，既无儿女可守，那么最可信赖的，当然是父母。像大嫂这样遭逢不幸者，多数人都会选择返回父母跟前之一途。至于大嫂当初是否本有归宁之意，或因误会而临时动意随父而去，则不敢妄下断语。

东明当时年幼，不敢过问大人们的事，其间隐情，实难了解。不过就常理言，大哥亦由先母带大，大嫂又是罗氏的掌上明珠，以两家关系之深，情谊之厚，先父母绝对不会不尊重大嫂的意见。只是个人的感受不同，新寡的大嫂，心理上总是饱受委屈的，乃向她父亲诉起苦来，罗氏听后便心中不平了。所谓大归，只是罗家的说法，我们王家并无此说，兄弟姊妹仍视孝纯为我们的大嫂，是家中的一员。

先父性情敦厚，怀旧之情殷笃，虽在沉痛中，用笔仍委婉恳切，毫无绝情之意。先母主理家政，非自为姑之日始，先父当年续弦的主要目的，即为支持门户（见王德毅编《王国维年谱》，48页）。先父这一生中，如无两位母亲先后为他处理家务，无内顾忧，恐怕不会有那么辉煌的成就。

有关大嫂拒绝领受大哥海关恤金事，罗继祖于1982年8月发表跋《观堂书札》于《读书》上，引录三封先父给罗氏劝大嫂勿拒收恤金的信，兹摘录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