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问题不再是在全球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作选择的难题了，不管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取得世界权力的决定早在世界大战之前很久就已经作出了。如沃尔特·李普曼1926 年在《纽约世界报》中所评述的那样，美国真正的问题只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巨大的、和平的瑞士，但事实上我们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我们是不自觉的帝国主义国家。”李普曼的评述表明，美国“作为一个自我否认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点本身并无新意。美国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能够在历经20 年全球冲突后还能继续自我否认这一点上。正如德国经济学家莫里茨· 尤利乌斯·邦恩尖锐的评价：“美国是现代反帝国主义的摇篮，但与此同时它又兴建了一个强大帝国。”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写下上述这些文字的。

1947 年前30 年的时间里，美国外交政策的特征是连续几届总统都坚决主张美国能以某种方式崛起为一个强国，却能避免先前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时所采取的行为。德国的失误给了伍德罗·威尔逊这样做的机会，这与拿破仑战争结束的那段时间里，英国首相小皮特的继任者们所获得的那种机会不无相似之处。随着欧洲人被数年的战争拖得筋疲力尽，美国远征军便有了给全球大战的结果一锤定音的可能，就好像威灵顿元帅手下的部队在1814 年~1815 年给予拿破仑·波拿巴的致命一击一样。然而威尔逊不能认同传统意义上的胜利果实：强制战争赔款、划分新的疆界，甚至在战败国建立新的政权体制。也许是受了“美国的干预不过是为了‘获得金子’”——即以偿付华尔街欠下英、法两国的贷款——这一指控的刺激，威尔逊那过于复杂的大脑里便迫切希望能够重建整个国际体系。早在1914 年12 月他就已经提议：任何和平解决方式都“应当从欧洲国家的利益出发，把他们作为人民，而不应该向外族人民强加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意愿。”次年5 月，他告诉和平执行联盟的会员们，“每个民族都有选择自己在什么样的主权中生活的权利。”1917 年1 月他直接宣称“每一个民族都应当被给予选择自己政体的自由”。一年之后，在他著名的《14 点》的第5 点到第13 点中又作了详细说明。正如威尔逊所设想的那样，新的“国联”不仅要确保成员国领土的完整，还要考虑“依照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对未来领土做出调整。在欧洲人看来，这一点很有革命性；对美国人而言，威尔逊所坚持的那种政策是不言自明的，如同美国《独立宣言》的开场白一样：“这些是美国的原则，美国的政策。我们决不代表他人。它们也是全世界每一个现代国家，每一个文明社会中有远见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原则和政策。它们是全人类的原则，必定会获成功。”

这当中有三个困难。第一，这是极其虚伪的。1916 年威尔逊起草的一篇演讲中包括了那句经典的格言：“决定另一个民族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不是美国人的责任……”他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简要地在边上写下：“海地、圣多明戈、尼加拉瓜、巴拿马。”第二，民族自决权的运用将产成一个明显扩大了的德意志国家，而这个结果不大会让一些国家感到舒服，它们曾在没有美国军事协助的情况下与德国人奋战了三年。也许，威尔逊要是具备更好的欧洲种族地理知识的话，可能就会避免这个难题的产生。第三，威尔逊计划的致命缺陷在于，他不能说服充满怀疑心理的参议院。在“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 ）的大胆主张与“国联”的盟约中不切实际的承诺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前者完全授权美国在拉丁美洲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而后者则要求美国不得不“尊重所有成员国领土完整和现有独立权，反对对其进行外部侵略”。当亨利·卡波特·洛奇提议有条件地批准《凡尔赛和约》，对某些问题有所保留——英、法两国已经准备接受这些保留条件，威尔逊却拒绝妥协。寄希望于总统选举获胜的威尔逊指示民主党议员投票反对任何有条件的条约议案，结果一次中风阻止了他的参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