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93年起在山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做的小额贷款试验，已经坚持15年了。这是中国唯一由私人办的农村扶贫小额贷款组织，也是唯一一个吸收存款的小额贷款组织。私人组织吸收存款是犯法的，可以坐牢的。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慈善性的活动，不但没有把我抓去坐牢，还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亲戚朋友支持我，政府官员支持我。不少高官自己捐款帮助我，还得到世界银行行长James D．Wolfensohn的亲笔信表示赞赏。这个小额贷款从500元人民币开始，逐渐增加到现在的140万元。其中大约100万元是朋友和当地群众的存款，其余的是大家的捐款。我个人的钱约有十万元。做了十几年规模还做不大。我终于懂得，做慈善终归是做不大的，只有做成商业，能够盈利赚钱，才能够做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性和慈善性一样能够为穷人服务。这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一个结论。2003年以后沈东曙找到我要求加盟，后来这个小额贷款组织就交给他管理，也幸亏他的加入，使这个小额贷款起死回生。因为我远在北京，只能遥控，具体的问题缺乏监督，慢慢地就走了样。虽然没有发生贪污，但是违规放贷的情况相当严重。经过沈东曙大约三年的整顿，现在已经走上轨道。如果没有他，这个小额贷款组织很可能和其他许多小额贷款组织一样，会走向死亡。应该说，近三十年来的变化是中国三千年来所未有，初步摆脱了贫困，不但吃饱了肚子，而且不少人开始买车买房。中国在经济上有点扬眉吐气了。人们讲日本的发展，必言明治维新；将来讲中国的发展，一定会提到邓小平改革。可是总体来看我们的问题还非常之多，积累的社会矛盾日益严重，许多地方发生骚乱，中国经济的成功能不能保证长治久安，成为一条发展的正确道路，是大可怀疑的。这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政治上。中国还没有转变成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这条路恐怕是很崎岖不平的，弄得不好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就在2008年初，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召开30年改革回顾大会，有三千人参加。我被邀请发言。上午四位发言人，有成思危、吴敬琏、我和厉以宁。全程录像，后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可是播出时把我的形象完全抹掉了，好像我就没参加。这是最近的事，过去的几年里我的出版物不断受干扰，一言难尽。不过应该承认，现在的人权状况比毛泽东时代大有改善。至少我不大有恐惧感，不像在毛泽东时，天天害怕被斗被抓，被送去劳改。1959年我曾经被通知要去北大荒劳动。但结果没去，我猜想是有好人保了我。否则很可能饿死在那儿。那时候一个人的命是非常脆弱的。几千万人就是这么死的。

今年七月我去芝加哥大学参加中国改革30年回顾讨论会。参会的有四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在大学的餐厅外，挂了芝加哥大学得诺贝尔奖的70名学者的照片。中国有13亿人口，可是没有一个人得诺贝尔奖。这样的对比太震撼人了。中国离一个世界大国还差得远。

(作者：天则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