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一方面年轻一代对历史认识不深刻，另一方面他们的包袱也少，接触西方的机会多，知识结构比较新，因为现在社会很开放，中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外国的东西进来很多很多，所以青年人有机会比较不同的流派，如果他们善于思考，就不会出大问题。

马国川：在某种意义上，开放比改革还要重要。

茅于轼：开放帮了我们太大的忙了，让我们节省了时间，节省了成本，我们现在运用了市场经济国家很多现成的经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如果我们自己摸索加以总结，那是很费劲的，他们搞几百年搞出来这么一套制度，不容易的。我们不需要自己再去创造，学得来就可以了，就能用。更重要的是，开放让我们开阔了眼界，知道了我们的发展方向，不大可能迷失方向。

马国川：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仍然把握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方向，改革开放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是，现在也有很多人担心，很忧心忡忡，就是现在社会矛盾这么复杂，包括对富人的攻击现在也很多，尤其是在网络上。

茅于轼：就是因为没有“破”掉陈旧的观念，总觉得打倒富人是天经地义的，是符合正义的。没有想一想，打倒了富人，穷人还是穷人，没有可能变富了。我反复讲这个道理，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听懂。“文革”的中国变成了穷人的世界，而且谁也不敢变富人。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有了突破，开始有人跑单帮、赚钱。我国穷人的权益常常严重地被侵犯，但是我们在全力以赴地保护穷人的时候，不能侵犯富人的权益。如果我们不是把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而是彼此对立，发动工农大众清算富人，我们将重新陷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这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部彼此残杀的历史，人的心思都用来人斗人了，还有什么工夫去想怎么提高生产力，创造财富！清算富人的结果是大家一块儿受穷，社会上再也没有富人了。改革前谁有胆子当富人？当了富人就要挨批斗，不但自己挨批斗，子女和子女的子女，一代代下去都不许上大学，不得参军，更谈不上出国，甚至还要挨批斗。所以改革前中国已经彻底地消灭了富人，真正变成一个穷人国了。今天的富人全都是过去的穷人变的，甚至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的“弱势群体”变来的。20世纪80年代是没有门路进政府和国营企业的人才去创业做生意。难道我们还想回到那种状态吗？我们愿意穷人永远当穷人，还是有希望变富人？当然是后者。市场经济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社会上总有穷人。不论这个社会有多富，穷人还是难以清除。至少未来50年里这种状况是很难改变的。

马国川：去年您写文章说“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也遭到激烈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