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钱生钱”，但是对国家来说，贫穷反而容易凸显其快速增长——越穷越好。人均国民收入是一项关键指标，因为如果需要养活的人口数量也同样快速增加，不断变大的蛋糕并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境况。对于一个人均年收入为1 000美元的国家来说，如果人口不增加，取得10%的增长需要每人多赚100美元，但如果人均年收入是1万美元，取得同样的增长就需要每人多赚1 000美元。

以看待俄罗斯（人均收入1.3万美元，人口正在缩减）的方式看待印度（人均收入1 400美元，人口高速增长）毫无意义。一个国家越富有，增长所面临的挑战就越艰巨，越可能因为经济过大而不能快速增长。这不仅是个规模问题，而且是个平衡问题，是个巨大份额的占用问题。1998年，中国要想让它1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10%，需要将其经济规模扩大1 000亿美元，仅消耗世界工业商品的10%——包括石油、铜和钢材在内的各种原材料。到了2011年，要想让中国6万亿美元的经济以同等速度增长，其经济规模需要扩大6 000亿美元，要用掉世界工业商品产量的30%。

学术文献警告说，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通过借鉴或照搬领先国家的技术和管理工具，新兴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缩小与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然而在达到某一点后，新兴国家借鉴了所有能够借鉴的东西，需要开始依靠自身进行创新和发明，而许多国家未能战胜这一挑战。这些国家的经济突然之间不再比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反而停止了追赶。它们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会在这里困顿多年，就像中低阶层附近那些不幸的人群一样。

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收入水平相当于领先国家收入水平的10%~30%。领先国家设定了技术和管理的黄金标准。今天这个领先国家是美国，而美国人均收入的10%~30%是5 000~1.5万美元，这就揭示了这一学术概念的问题所在。这个收入区间如此之大，因而在寻找确实具备持续快速增长潜力的国家时，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能够作为一个有用的指南。

中等收入陷阱还忽略了中等收入放缓这一独立现象。很多国家即便没有完全停止追赶，它们的经济也已放缓并稳定在一个较低的增速上。即使是现代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发展故事，比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曾在相当于中国大陆现在的收入水平时经历了一次早期减速。根据汇率变化做出调整之后，中国大陆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是5 000美元，跟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日本、80年代末的中国台湾和90年代早期的韩国，都颇为相似。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继续追赶美国，但步伐都显著放慢，从之前的9%下降到持续多年的5%。鉴于中国大陆与这些出口驱动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似性，可以说这些是与中国大陆关联最为直接的案例，在这里4个百分点的减速会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变成6%。中国可以通过支付工人工资，让他们铺设哪里也去不了的铁轨线路（日本曾在20世纪80年代修建毫无意义的桥梁，产生了灾难性后果），继续力争两位数的增长，或者它可以改变增长目标——中国似乎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