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过去10年中所取得的繁荣，主要推动因素是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投资比例从35%激增至近50%，这个比例在任何一个大国中都前所未有。投资支出涵盖了交通、通信网络、办公楼、器材、工厂和机器在内的一切——所有这些都为之后的增长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投资成为一个关键指标的原因。中国在新的投资方面的支出——主要是建筑——比美国和欧洲还要多，这两个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投资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5%和20%。投资集中在修建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所需要的道路、桥梁和港口上，过去10年间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达到了10%，增加了一倍。

这场支出的狂欢无法持续下去。2010年，中国政府已经制订了减少支出的计划，把新公路的修建计划从2007年的5 000英里缩减至2010年的2 500英里，并宣布在2011年用于修建铁路的开支减少10%。《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到了2011年下半年，由于资金削减以及高速铁路在7月份发生的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建设者被迫暂停了6 200英里铁路的修建，这当中有一半是新型高速铁路。

年轻劳动力的枯竭

中国正在变化的人口结构也指向减速。农民工到城市里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的热潮也在显著降温。中国正在迫近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它以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命名，指的是大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都已离开农村、劳动力从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根据知名独立研究咨询机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估计，中国不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人中有1.5亿已经进入城市，8 400万人在农村找到了非农工作，剩余劳动力只剩下1 500万人。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已经显著降低，大约每年500万人，这个速度仍然会迅速耗尽剩余的富余劳动力。在富余劳动力耗尽时，已经急剧上升的城市工资还会升得更高。

在农村逐渐空巢的同时，中国战后的两次婴儿潮中出生的人们正准备退休。第一次婴儿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1958年爆发的饥荒而终止。第二次婴儿潮是由于毛泽东的提倡，他认为庞大的人口是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关键。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妇女平均每人有四五个孩子，这一代人让中国的年轻劳动力数量从80年代开始激增。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前，中国的有些高官就已经开始反对毛泽东的人口政策，这导致了1979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以及这场大规模婴儿潮的结束。结果是，在当前这个10年中，将会只有500万名年龄在35~54岁的劳动力加入中国的核心劳动力队伍中，而之前10年则是9 0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