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会使精确度遭受损失。在古代，当人们与外部世界交往时，总是习惯采用书信的形式，这往往需要数天或几周的时间。书信往来的节奏非常缓慢，但却体贴人心。一些名人总会在出版的著作中收录那些很好的信件——其中最经典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书信来往。王尔德最得意的著作《狱中书》（De Profundis）实际上也是一封书信。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写成该书，开篇就说：“亲爱的波西，在漫长的等待徒劳无获之后，我决定给你写上一封信。”当今时代，要是名人将自己的电子邮件摘选出版，可以想象他一定是疯了，但我也可能是想错了。

虽然通信交往中会也有马虎草率，但是加速带来的后果更严重。一般来说，当要求一个人立刻行动时，他要做的事情往往是在头脑中第一个出现的事。（可以说，任何人怒气冲冲地按下红色键或终止关系后，都知道接下来要做的第二件或第三件事情。）维利里奥区分了加速与不稳定的直接关系。思考决策、讨论并获得长远打算的时间越短，产生灾难性失误的风险就越大。范围变化得越快，缓慢选择的可行性就越小。对其他方面，我也存有一种预警性恐惧。媒体、新闻报道、社会与文化变迁方面的加速度产生的政治实践缺乏思想意识，媒体在其中掌握了主动权，因此社会没有长远的思考和清楚的模式。像海德尔（J.rg Haider）这样的民粹主义者，以及布莱尔（Tony Blair）之类的政治家，都有这方面的趋势。缓慢的节奏已经日益淡出人们的视野。

据说1950 年夏天的某一天，瑞典的传奇首相尔兰德（Tage Erlander）正在摆弄一台磁带录音机时，从广播节目中得知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并非未被预料到，但是很多人担心它最终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尔兰德做了什么呢？他继续摆弄他的收音机，并通过听磁带记录的战争新闻是否响亮来测试麦克风的性能。他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尽管尔兰德对于世界引人瞩目的大事反应迟缓，却没有人会批评他优柔寡断或者未立刻行动。

20 世纪50 年代是相对加速发展的10 年，事实上尔兰德对战争的反应被一位记者打断了，他想知道尔兰德当时正在做什么事情。现今一切事物都在日益变快。人们不得不以光速行动，否则就会被下手更快的人挤掉。在全球金融、政治与销售领域，这个原则同样有效。2000 年冬季，奥地利的一个执政党不乐意与政府合作，在不到24 个小时之内，所有的欧盟国家就对其执行制裁。如果时间可以跑得更慢一些，有一半的欧盟国家可能会重新考虑制裁的决议，或者其他更合适的手段。假如时间的脚步可以再减缓一点，一开始海德可能就不会掌权。此外，全球金融市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进——香港金融界引发的涟漪即刻扩展到了新加坡，在人们尚未来得及眨眼之前，就已经波及伦敦和洛杉矶。

以上只是专横的时间的几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