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兰和他的同事还发现，感到疲惫的人对那些冲动性进食者不是特别宽容，而那些饥饿的人对那些睡眠不足的人的行为也表现得不是特别宽容。他们由此推断，人必须有直接相关的经历，才能对有同样经历的人产生真正的“同理心”。正如洛兰所说：“身处于一种情感状态中的人，无法体会和预知另一种情感状态。”其实质就是，我们在能力上存在一道障碍，难以无条件地对正在经历痛苦的人产生同理心。因此，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水刑或其他形式的酷刑，你就很难想象它们会带来怎样的痛苦和折磨。“没有亲身经历真实的刑讯，就无法体会它是多么严酷。低估了强化审讯手段所造成的痛苦，就会使人们在实现道德和法律的合理性上历经相当严重的曲折。”洛兰说。

在关于“监禁行为所诱导出的对看守者和囚犯的超乎预期的强大效果”的心理学经典研究案例中，这一点也表现得尤为明显。显然，出于道德的限制，实验者不能将自愿参加实验的无辜者放进真正的监狱环境内，也不能对他们实施真正的酷刑。但在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和他的学生——他们的许多观察结果都超出了预期——迈出了非常接近本质的一步。

在那个如今已经声名显赫的实验中，津巴多教授的团队征集了21个志愿者，其中大多数都是在校大学生。这些志愿者在一个仿真监狱里扮演囚犯或者看守——他们事先不知道自己究竟会是哪一个角色，他们每天会有15美元（现在是80美元）的收入。研究者把心理学系的地下室改装了他们的“监狱”。当地警方用尽可能真实的方式“逮捕”了一些实验志愿者，比如，在警车上使用了警灯，把这些人从各自的学院逮捕时给他们戴上了手铐，等等。

那些被随机指定为看守的志愿者被分发了军装样式的制服和墨镜，戴上墨镜之后就看不到他们的眼睛了。囚犯们则穿着松松垮垮的囚服，没有穿内衣，戴着尼龙绒线帽，挂着各自的号牌。在这里，他们没有名字，而且被关在空无一物的单人囚室里。这一切的设定都意在剥夺他们的身份和特征。

在实验开始前，斯坦福大学人类研究审查委员会审查并批准了这项研究计划。所有参加者都自愿签订了一份标准的同意书，所有相关人员都事先被告知了实验的计划。然而，没有人真正预料到之后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