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重大的政治变化同时进行的，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根本转型。在19世纪下半叶的自强运动期间，近代工业和企业发展起来，而外国人则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在条约口岸开办制造业、航运业、银行业和贸易商号。这些不同类型的活动并行不悖的状态，造就了一种混合经济，含有一种半殖民主义的气息，这种气息是近一个世纪里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从社会方面来看，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社会的士绅阶层开始黯然失色。传统社会结构的四个层次——士、农、工、商——也随着两类人的兴起而瓦解了。这两类人是买办和军阀，他们代表着新的财富和新的权力。此外，个人主义、自由和男女平等等西方观念的传入，也侵蚀了儒家“三纲”和“五常”的家族忠孝观念。“三纲”指约束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关系的规范。“五常”则还包括了另两类规范，即有关兄弟之间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当个人起来坚持自己作为国家的成员而非作为家族的成员之地位时，宗族社会便瓦解了。社会变革的节奏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大大加快了，而所有变革中最激烈的变化，也许是农民从一种惰性的实体转化为一种积极型的国家成员。

近代中国展示了一幅如此光怪陆离的纷繁景象，以致我觉得：诸如外来帝国主义、西方影响或资本主义及封建剥削等局限性的理论，都无法对之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变化的动态表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这种见解，避免了用“外因”来解释中国历史及其所暗含的中国仅仅是“作回应”的思想陷阱。

1.3 新的综合思考

我建议在开始研究近代中国时，应对1600—1800年间“传统的”国家和社会作一考察，这一考察是探讨上述几个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前提。这一方法明显不同于以往人们已尝试过的几种途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富于开拓性的西方学者，偏重于就中国的对外关系作一般性著述，而且他们几乎纯粹依据西方资料，完全忽略或是轻描淡写地对待中国的内部状况。在他们之后的一代学者，则将着重点从通史性论著转向了专题性研究，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当作一个考察的主题。这段时期的著述，力图从中国一方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并在参考西方资料的同时，大量运用中文资料。他们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近代中国的知识。最近，一些人又尝试着探究独立于西方影响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之基本因素，或是从内部环境的角度来考查中国的变化，所有这些研究都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