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还委派一些他信任的汉人包衣奴赴外省各处就任漕运、盐道、织造或按察使等职，以保证钱粮输入内务府库房，并确保能获取机密情报。他向这些人发布密旨，而他们则用“密折”向他奏事，皇帝在这些密折上用朱红御笔批注。通过这种方式，康熙建立了一套私人的僚属机构及一个情报网络。

为表现他的仁慈，康熙多次减轻赋税；在他统治的头44年（1662—1705年）中，他蠲免了9，000万两的赋税，而在1712年一年中就蠲免了3，300万两。他在1712年下了一道著名的谕旨，宣布将当年“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滋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他施行公正严厉的司法手段，清除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对科考中的徇私作弊严惩不贷。

康熙是一位全力奖励学术的皇帝。据称，他对中国典籍和哲学著作极为熟悉。1679年他开设了博学鸿词特科，收录五十名饱学之士来编撰《明史》。他们在翰林院博得了优厚的职位，令那些经正常科考获取功名的士子嫉妒不已，因此他们称这五十名幸运之人为“野翰林”。康熙的南书房聚集了一些文人学士和书画名家，他时常赐宴款待一些名儒才子，席间他们自由自在地饮酒赋诗。

由于康熙对学术的奖励，几部不朽巨著编纂了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有《康熙字典》、重要的辞书《佩文韵府》、《朱子全书》和一部汇编成5，020册的百科大全《古今图书集成》等。许多著作都有一篇御笔亲撰的序言，因此便带上了“钦定版本”这一颇具影响的权威性标签；但显然这些序言大多是康熙手下博学的汉人士子捉刀而成的。

这位皇帝公认的好学，还包括对艺术和科学的广博兴趣。他收集了大批的书画精品，而他的御窑更烧制出了许多在今天是无价之宝的精美瓷器。许多中国和欧洲的艺术家在宫中供职；据说如意馆里供养了众多具有艺术天赋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为皇帝绘画雕塑。康熙向这些传教士学习数学，他的崇拜者称他在数学上的造诣相当高。据说康熙帝醉心学习，“手不释卷”。但他学业成就的程度或许被夸张了。人们发现他在奏折上写的“朱笔批注”用朱砂笔写在奏折页面空白处或字里行间的评语。文理颇为幼稚，书法也很平庸。在宫中供职达十三年之久、并在1718年为康熙刻制一幅中国地图的马国贤神甫（Father Matteo Ripa）在回忆录中评论说：“这位皇帝自负精通音乐，更擅于数学，然彼固喜爱科学及其他学识，却对音乐一无所知，而于数学亦止略知皮毛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康熙是一位兴趣异常广泛而又有心计的君主。他把学识视为善政的基础，把庶民的幸福视为安定的根本。他始终参照这两个标准来对他自己和他的统治进行检讨。一位著名的清史学家这样精辟地概括康熙六十一年的统治特征：“勤政、爱民、崇正学”。萧一山：《清代史》（重庆，1945年），第64页。康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值得赞扬的皇帝之一。一些人把他与路易十四和彼得大帝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