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具论上说，国字是语言工具，更是文化武器。商人用国字之祖甲骨文展开了中原文明的原初叙事，孤独地记录下三千多年前东方世界的历史碎片，也使一批与自己未有直接领属关系的氏族部落名垂千古，即便早已消失的他们永远无法得知这种幸运。周人是出类拔萃的学生，他们逐渐发现，这种文字乃是诗歌之佳偶。

《诗》为汉语贡献的成语是很可观的，诗人把握住了国字的神髓，饱满的情绪甚至深沉的思想多用四字格形式凝注，后世评论家总说这其间双声、叠韵、叠字等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例如“辗转反侧”、“兢兢业业”、“信誓旦旦”等。然此种声调和美，朗朗上口，本自先民的呢喃口语中雅化得来，恰如水鸟之“关关”。此时的叠字尚不能切割开来，独当一面。待到语言高度成熟时，才有《老子》中的“知知”、“病病”，颇费思量。费思量，自难忘。

以汉字模山范水，美不胜收。于是，中国文人下笔立志，断不负汉字之美。《诗》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又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然技更不止于此，四字格经《诗》的完美呈现，被认为是汉语短长相宜的极限。岁月愈老，汉字之美愈彰。且看烟锁秦楼、月迷津渡、芦叶汀洲、沙禽掠岸、画舸平湖、断桥细雨、柳下系船、梅边吹笛、日照绮寮、月破黄昏、杨花飞雪、梧叶飘黄、菊花落瓣、龙吟方泽、虎啸山丘、驼走大漠、雁排长空云云，这都是后来中国人的新斩获。对美奂意象的捕捉，遣词造句的排列组合，再施以文法点染，竟可收歌咏画质之奇效，中国文人深谙此道，冠绝天下。

楚人在华夏化的进程中也将国字学去，此是“汉字文化圈”的酝酿阶段。据《说苑·善说篇》记载，公元前6世纪的一天，楚国令尹鄂尹子皙举行舟游盛会，越人歌者对他拥楫而歌。如前所述，国字虽不是记音文字，但却可以用来记音。这歌词就先以国字记其古越语发音，是为“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飠甚〉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楚王自然不懂，便找来通楚语的越人翻译，这一译就诞生了流传千古的《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说（悦）君兮君不知。

后来，宋玉的《神女赋》中有了“皎若明月舒其光”、“婉若游龙乘云翔”等佳句，此堪称七言之祖。

谁又曾料想到秦灭六国，始皇帝欲保帝国千秋万代，必然要行“书同文”之改革，规范写法，令“文化人”识得认得。后来的“文化人”真不满足于识得认得，渐渐自觉出汉字的奥妙，笔画往来，对字的崇拜油然而生，便发掘国字天然的装饰性。象形本就是对世界的收摄提炼，书画同源并非胡言，书即画，画即书。在中原文明未能自觉以前，反是吴、越、秦、楚等四夷有此天分，以“鸟虫书”直抵篆体的美术境界。此后通过对造字原理的回溯玩味，以及书法艺术的开辟经营，中国人本体论上的求索与主体性的感悟早就散落在艺术中，书法既是“起点艺术”，也是“终极哲学”。故西哲不触摸汉字，便不可能把握中国艺术；不进入中国艺术，便不可能了解中国人之心智、生活、哲学与宗教。艺术不在宗教的领导下，艺术天生是宗教！

周人可以在礼制中发展出严密的用鼎制度，这是他们有文化的一面。他们更在青铜器上“玩”出了早期中国书法的极致，那令殷人望尘莫及的长篇铭文，其书风与时偕行，各成面貌，美不胜收。看官需晓得，鼎本不过是器物，但用以“别上下，明贵贱”，这就是制度，用于语言的譬喻或铸刻文字，这就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