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撒手之后，两条道路摆在周人面前，即“孺子政治”与“强人政治”。作为一个少主，要继承遗训、进取天下，如何处理好眼前与开国叔伯们的关系已让人焦头烂额，还须保障宗周秩序的稳定，成王需要极高的智慧与和缓的过渡期。据《逸周书·度邑解》记载，武王曾经欲传位给周公，而遭周公拒绝。此事透露出武王可能早已料到三监并不牢靠，还需由关系最亲密的母弟周公来制衡成王的叔辈，以后再传位给少主。这或许也是周公未就封国的原因之一。

盖殷人的“兄终弟及”不利于王政传承，反倒易引起争权夺位，周公作为宗法制的推行者并不愿意。怎样既合武王心意走这一个过渡，而又能和风细雨、不引时变，摄政是最为名正言顺的选择。“摄政”与“摄位”不同。名位在封建体系中至关重要，封王加冕为僭越，礼也；摄政乃接活揽事，是应时局而动，此“假为天子”，权也。以《大诰》、《康诰》、《酒诰》三篇观之，其中的“王”实指周公，但这并非周公篡位之铁证，应是周公代理“王命”，否则无法推行政令。

周公为成王配备了领导班子，举康叔为司寇，冉季为司空，他在摄政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使周王朝得以真正确立，“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破斧》），“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礼记·明堂位》），可谓“威动天地，声慑四海”（《淮南子·道应训》），此堪称武王革命的继续，姑且称之为“二次革命”。二次革命落实了周人一贯鼓吹的至高天命，压服了群小鬼神。周公的军事贡献也使东西之争开始沉淀。

因周公践天子之位不合礼制，《左传》、《孟子》等多讳言其事，更有后学称当时“天子”即是周公，实在无稽。王国维有云：“舍弟传子之法实自周始。”真正的“宗法”在周公之前并不存在，理论化的“父子之义”与“长幼之序”还在酝酿之中，仪式化的“孝弟睦友之爱”更待宣教。周初的政治当以合时宜为上，然周公深陷阴谋论，流言至今，古人轻事重言之病，此是一例。殊不知李商隐曾有一名言：“让非贤人事。”此即是说，在为政和治天下方面，谦让本不是贤者干的事，这还是“当仁不让”的老道理。

周公僭越之事虽为经学一大要案，疑窦重重，然周公若早有野心，不必先拒绝武王传位，而后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篡位。周公若手持权柄偶有心动，也不必返政成王，抱着“既成事实”既可，因为东征之后又有谁能阻挡？然周公还是规规矩矩地交还了治权，后人自以为高明，谓之“功欺一时，名欺千古”，认定周公窃国，此实未能体会时局关键。其实，鲁国得享天子礼乐已显示姬周王室肯定了周公的功绩，并不将其视为乱臣贼子。然而，野心论还是影响到成王与周公之间的关系，周公曾作《鸱鸮》一诗致成王释疑。此又是周人有文化之一面。在此之前的商人只能以某种用心表现青铜鸮尊，而周人是用猫头鹰表现某种用心，这又让人想起黄永玉的黑画《猫头鹰》。周公告诫其子伯禽：“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也许是周公身陷云波诡谲而屹立不倒之心诀。

周公在临死前曾说：“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当成王看到史官记录的“金滕之书”时，可能与后人一样，心中疑云顷刻散去。那是周公在武王病危时的祷告，他那愿以身代受的赤诚，实在让人感动。“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周公为君子，亦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周公为小人。一切盖棺论定。

《金滕》故事尤有更大讯息。在伐纣的行军路上，武王没有迷信鬼神占卜，而是态度坚决。周公在东征前，利用占卜吉兆，训示上下团结一致，要坚信天命。这种动员再次激发了周族的进取精神，《破斧》一诗便流露出一种胜利后的家国自豪感。而此时，周公选择在卜问吉凶之前向三代先王祷告，并说他本人甘愿“自以为质”，与武王命运互换。当时的兆形（吉）和后来的结果（武王康复）都显示，周公期望通过先王“干预”天意得偿所愿，这与宋景公的三句话改变天意颇有不同，可见此时的祖神信仰神秘减却，温情滋蔓，上帝有退场之征兆。张光直曾就商人的世界观问题提出一个假说：“上帝的观念是抽象，而个别的子姓祖先代表其实质。”（《中国青铜时代》）这个假说在周人那里成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