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不再刨根问底。它们批评政客，实则与之狼狈为奸，不敢越雷池半步。它们是事后诸葛亮，不敢做出头鸟。

在汤姆森和汉密尔顿入主之前，20世纪50年代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在凯姆斯利手中俨然是一个“愣头青”，直到60年代，报纸才开始调派全职报道人员。70年代，《星期日泰晤士报》自认为卷入的最突出的审讯和禁令实际上并未发生，因为新闻报道突然掌握了主导权，对法律和政治制度发起挑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法律和政治制度已失信于人民。谁能料想到，一则19世纪保护维多利亚女皇蚀刻画的商业案例，会在现如今的政客日记案、议员贿赂案和反应停案的文件中被引用。[3]专家委员会建议改革，议会却不愿响应。雨果·杨曾在研究克罗斯曼案时评论道，对谨慎和保密的迷信已经深入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是对其所做的微小挑战，也足以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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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53年，瑞士诺华制药的前身Ciba药厂首先合成了沙利度胺，俗称反应停。他们本来打算开发一种新型抗菌药物，但是药理试验显示，反应停没有任何抑菌活性，Ciba便放弃了对它的进一步研究。同时，联邦德国药厂格兰泰制药公司开始投入人力、物力，研究反应停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并且发现该化合物具有一定的镇静催眠作用，还能够显著抑制孕妇的妊娠反应，1957年10月，反应停正式投放欧洲市场，此后不到一年内，风靡日本、欧洲、非洲、澳洲和拉丁美洲，作为一种“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抗妊娠反应药物”，成为“孕妇的理想选择”。

[2] 判例法（Case Low）是英美法系的主要法律渊源，以“遵循先例”为主要的司法审判原则。判例法的来源是法官对案例的审理结果，是司法者而非立法者创造的，因此又称法官法或普通法。

[3] 在英国，《保密法》的出现是为了阻止一个名叫斯特兰吉的工人出版维多利亚女皇和阿尔伯特亲王的私人蚀刻画目录，后逐渐出现在商业秘密和贸易案例中。1967年，为阻止阿盖尔公爵在报纸上刊登个人私生活消息，《保密法》进入了私人生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