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义上说，我认为，“应该”给进城打工的农民城镇户籍，消除所有与户籍挂钩的城乡间的福利差距。我也赞成给户籍“应该”不以农民是否放弃在农村的土地使用权为条件，无论是农业用地还是宅基地使用权。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中国的地方公共服务主要是由地方财政来支撑，而城市公共服务规模的大小主要由当地城镇户籍人口的规模来决定。

正因如此，政府才需要在空间上配置建设用地指标，使城市近郊土地产生增值收益，以此作为农民工进城的资金来源。

双赢的出路

当然，我也一直说，城市人口要摆脱那种认为外来人口在和自己分“蛋糕”的狭隘思维，他们应认识到城市扩张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可进一步增加“蛋糕”的尺寸。

但人们通常没那么有远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妥协，硬要把“应该怎样”的问题先讲清楚，那么由当前的户籍制度和社会分割所积累起来的矛盾和困境将愈演愈烈。既然如此，如果“土地换户籍”的改革能让多方利益实现共赢，为什么不在这一点上寻求突破？“以退为进”还是“清谈误国”，是当下要作的抉择。

最近几年，我一直呼吁要解禁农业用地跨省（市、区）的“占补平衡”。在重庆进行的“土地换户籍”的改革本质上是在尝试实现市域范围内的农业用地“占补平衡”，在城市近郊占用农地，在远郊将宅基地进行复耕整理，保持农业用地总量不变，这样土地利用效率将大大提高，城市产业发展和增加就业可获得更大空间。重庆改革中出现的建设用地指标空间大挪移所解放的生产力，应被高层决策者看到。

但是，当前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困境，根本不是重庆这样一个省（市、区）内部的问题。跨省（市、区）的劳动力流动已大规模出现，但这部分外来人口却被一道玻璃幕墙挡在就业所在地的福利、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我一直呼吁，应允许进城农民用家乡的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换取他们在就业所在地的户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让城市扩张和就业增加的地点一致起来，这才能解决中国的大问题。

当前以重庆为代表的市域范围内的“土地换户籍”改革为解放思想开了个头，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