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先生提到革命和变法时曾说，“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著，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千变万化也”。此时的李鸿章应感触最深，他并不是要革命，而是要改革，要修铁路，他没有敌人，只有拦路虎、搅局人和旁观者。

十五年后，李鸿章在出访德国时，他问有“铁血宰相”之誉的俾斯麦：“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怎样才能在中国进行改革？”“在这里我不能断言”，俾斯麦老实地回答道。

于是，李鸿章又问：“在我们那里，朝廷在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我不知该怎么办？”俾斯麦回答说：“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最高层完全站在您这一方，有许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您就无能为力，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　　

李鸿章再问：“如果皇帝一直受其他人影响，那我怎么办？每天都有一些麻烦，让我很难开展工作。”俾斯麦伯爵这时回了一句法语“Tout comme chez nous”（跟我们这里一样），接着他又用德语说：“在我当首相时，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时来自女人方面……”李鸿章知道，他遇到的阻碍不但来自女人——慈禧，更来自男人——大清王朝的那些顽固派。

在当时，几乎所有的风俗、信仰、文化、习惯、人心都不站在他那边，但是李鸿章并不气馁，他阳奉阴违、先斩后奏、偷梁换柱，只为了保住一个希望、一个开头。

因为李中堂知道，早在他的铁路修好五十六年前，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就已在大英帝国投入使用了，从达灵顿到斯托克屯之间，长21公里，速度为4.5km/h，这条铁路实现的并不单是运输价值，还驮起了英国在世界现代化中的地位。李鸿章似乎很明白，这既不能吃也不能喝的铁疙瘩，对有着五千年历史、四万万人口和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有什么意义。

今天，重新打量一百三十二年前李鸿章在火车上的那张留影，从他的背影和表情，你可以看出一个谋事者的彷徨和无奈，如果看得仔细，你还可以看出一个改革者的手腕、勇气和远见。

后来，铁路这项最适合中国的运输方式，被袁世凯继承下来，被孙中山继承下来，渐渐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象征，中国大地上一时白烟滚滚，车声隆隆，载着中国追赶世界的背影。在一百多年的沧桑之后，今天的我们坐着火车、动车、高铁一路山呼海啸时，我不知道有几个人会怀念李鸿章？甚或有几人会知道李鸿章？斯人已作古，我们还在滚滚向前，向前……

在登上月球后，阿姆斯特朗说过一句话：“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同理，对于李鸿章来说，那10公里的唐胥铁路只是他个人的小功业，却是中国的大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