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肚子，一定比较大，大肚才能容，能容天下难容之事，除了能吃杂烩、喝鸡汤，也能吃西餐、喝洋酒、品咖啡，虽然对这些他一开始也闹了不少笑话：不懂喝洋酒的规矩，一口就把杯中酒全干了；不明白怎么品尝咖啡，就把热咖啡倒在小碟里一口一口地呷。

他是个接地气的人，不会犯非此即彼的急躁病。因为他幼年过过苦日子，从风里雨里泥里走来，血脉里已经养成过能容万物的品性。他不革命，只改良：造轮船，修铁路，开煤矿，办学堂，编课本……他似乎很明白，中国要迈一大步，他自己必须得先迈一小步。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说有个人吃烧饼，吃一块不饱，于是又吃一块，但还是没吃饱，于是又吃，等吃到最后一块时，终于饱了！他于是感叹：早拿到这最后一块，早饱了！

千古王朝，成王败寇，后世修前朝的历史，肯定是按自己的口味和观感，前人绝对没有置喙的机会了，所以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历史既然由胜利一方来写，就难免要犯这种吃烧饼的笑话，所以有人会傻傻地问，李鸿章为什么不让中国一下子吃饱。

今天，我们再回首李鸿章、康有为和孙中山，细细思量，会觉得很有趣，和李鸿章相比，康有为是革命者，而和孙中山相比，康有为又是保守派，他们在历史上的座次，其实是五十步和一百步之遥，没有绝对的黑白。蒋勋说，革命者在革命前都是诗人，但在革命成功之后都成了凡人。按中国人的观念，李鸿章并不是一个革命者——器物之变其实也是一种革命，他左右大局的洋务运动，最后也从强兵转向了富民，他是一个烟火人间的中国老者。

所以，李鸿章的一生并不蹈空弄虚，而是结结实实地引进西洋器物，这些对帝国最能派上用场，对老百姓也最有用处，这虽然听起来不如革命那么过瘾，但这才是李鸿章，就像他的烩菜和烧饼，虽然乱炖一锅不好看，吃一个吃不饱，但却是最有滋味和最能救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