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黄河、这样的中国，《河殇》里是这样说的：“旧王朝崩溃了，新王朝很快取而代之，社会结构又恢复原样，继续朝着下一个崩溃走去，就像黄河大堤溃决了，人们又修复它，等着下一次溃决。我们为什么总是陷在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命运之中呢？”

是啊，王朝的命运为什么总在重复呢？李鸿章没想这个，他想的是夷人的长技，海洋时代的来临，让挨了打的中国有跟世界一同前进的机会，这机会不是内发的，而是外加的、自逼的——几千年来的内陆农业文明就要到头了，太平洋里亘古不变的蓝色波涛和水草鱼群，和游弋其上往来无阻的铁疙瘩，正在殷切召唤着这条古老的河流，这个古老的国家。

在晚清，摆渡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船夫，不是老佛爷，不是皇上，而是李鸿章。

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撼世界。李鸿章就是那个敲醒中国的人，他不但要敲醒中国，还身体力行，枪炮、轮船、铁路、电报、学堂都经他一一引进，跟西洋赛跑的他似乎要把黄河底淤积了五十个世纪的王朝和文物，都带入波澜壮阔的蓝色太平洋。

然而，李鸿章人生功业的结局，却在甲午一役梦断黄海，大清国的黄龙旗沉沙折戟在蓝色的波涛下，李鸿章的青云之志也沉没在北洋水师的海殇之中，从此江河急转直下。

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缺的，是一个“遇”字，老天爷不帮他，老佛爷也不帮他，以至赫德在谈到洋务运动时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过了一阵，却看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一个靠李鸿章马拉骡拽的老大帝国，追着世界跑了500米。

可惜，这个帝国实在太孱弱了。对于清朝灭亡，马克思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体系以外而独立无依，因为竭力以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究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而死去。”李鸿章是悲剧的，他的悲剧在于，他追赶世界的速度没赶上帝国倒下的速度。

然而，李鸿章的悲剧一点也不妨碍他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场失败的伟大。

李鸿章的路子，正是儒家的格物致知，但他是在格西洋的物，来致中国人的知，从洋务之后，机器要来，国会要来，立宪要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要来。这一系列历史的递进局面，虽无人事先安排，但其推进和演化，却让我们感受历史自有的进退逻辑。

对李鸿章来说，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他为清朝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美国总统格兰特称他是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首相俾斯麦齐名。这赞誉，或许不乏客套和溢美，但却比我们的评断要真诚、开明、贴近事实，让百年后还在毁誉的扰攘中争执不休的我们羞愧不已。

拿破仑还说，历史描绘出人心。我但愿拂去中国人心上那层厚厚的时光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