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和避免情绪摩擦，于下属而言，第一个是不要去触及领导的核心利益，一触动便容易生出情绪来。我们看汉武帝晚年所发生的“巫蛊之祸”，武帝呆在深宫，与外接触很少，信息渠道不通畅；加之又是晚景之年，总是疑心重重，怕被篡位。宠臣江充就是利用这两点来调拨和离间太子和武帝的关系，令武帝怀疑太子在动用巫蛊邪术诅咒他。于是各自情绪都出来了，终于造成父子相残的惨剧。《三国演义》里杨修之死也属于此类情况。杨修出身名门，才干超群，可惜抑制不住小聪明，多次抢曹操的风头，令曹操不悦。曹操把这些情绪都记在“账”上，只是不发作而已；其后杨修更介入了曹操的立储之争，积极为参与曹操接班人竞争的曹植出谋划策，终于在这一核心利益点上触怒了曹操，酿成杀身之祸。杨修的事可能是小说家言，不一定完全合乎历史实际，但它符合情绪发生的理路。当领导者的核心利益被触犯后，他有情绪是很自然的，他迁怒和报复也是很自然的。情绪令下属与其领导产生隔阂、相互猜忌，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知音式关系绝无可能。

于下属而言，第二个是要多与其领导沟通。想法和意见不能藏在心里。藏在心里，积压下来，同样是情绪。最重要的，坦诚的沟通是建立互信、消除情绪的最好路径。我曾经和朋友们开玩笑说，吃饭最好是人要少、酒要好、话要真。人少、酒好，在这样的氛围下人很容易敞开心扉，亮出内心的真实想法，彼此理解了，当然有助于建立起信任。这适用于朋友之间，同样适用于下属和领导的关系处理上。下属也要善于寻找合适的契机来诚恳地与领导做面对面的沟通，诚恳是会换来诚恳的。彼此态度诚恳，想法和意见就容易接受和认同，误解和隔膜就容易消除，情绪自少，情感自多。

就企业和社会来讲，若要建构起知音式的关系，也有必要减少情绪摩擦。我熟知的一件事情，有个朋友投资旅游业，当地新来的市长有次来视察。这样的视察本无实质性意义，但可成为这家企业与政府取得相互谅解的契机，为谋求政府的支持铺垫一个比较好的情感基础。可是我朋友企业的负责人气盛词锐，犯了大忌：做乙方的事，而口气是甲方的。他批评、抱怨投资环境不好。这的确是个事实，但要有所改进绝非一日之功；这个问题也不是不能说，但当着新来领导的面直言不讳，实无必要。因此他的当众批评和抱怨不但不足以解决问题，反而引发新的问题。市长觉得这些话是直冲着他领导的政府而来的，于是相当不悦，情绪上来，引出许多狠话要如何如何。最后的结果是这个企业被迫仓促撤离该地区，几千万的投资打了水漂。在人治大于法治的地区，某种程度上，当地官员的情绪好坏可能直接影响着一个企业的命运，这绝非危言耸听。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许多企业就此垮掉还不知其所以然。

在此我们稍微扯远一点。评论领导的工作在中国特殊国情之下，非常敏感，很容易生出情绪。评论者诚然有理，可对站在全局立场的被评论者看来，许多问题是局部与整体、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是阶段性与全局性的关系，因此他对评论的接受程度有他自己的立场，并不以事实本身为转移。他很自然地下结论这是对他不公平，不公平就有情绪。从历史上看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被视作君臣相得的典范，一个有勇气犯颜直谏，一个有雅量坦然接受。但事实是唐太宗对魏征的批评并不完全认同，只是以极大的涵养和政治考虑容忍着魏征。他的情绪没有化解，而是收藏起来，变成了“情绪账簿”。太宗晚年发生了太子李承乾被废事件，尽管此时魏征已死，还是受到牵连。震怒之下，唐太宗新账老账一起算，迁怒于魏征，不肯原谅死者，推倒了为魏征所立的碑，相当于今天的收回悼词，这是情绪的总爆发。情绪发之于权力的拥有者，其破坏力是巨大的。

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最核心的是政商关系。王健林曾经说，企业最好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把政府与政治区分开是明智之举，按照我们的理解，亲近政府是增加与政府的感情含量，创造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远离政治则是为了回避这块最易滋长情绪的土壤。

以上简要谈论了知音式的人际关系，主要是商业领域内的知音关系，其中弱化情绪是个必要条件。具体来讲，要结成知音，有情感的融洽感，于管理者而言首先要有个修养上的工夫。我们把它叫做“知音修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