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权力异化

如果再往深处分析，作为社会不公平的机会不等以及司法不公，其实都笼罩在权力的阴影下。制造社会不公平的关键性因素，是权力。

18世纪的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说：“权力的真正基础是公道；权力的使命是把人们的利益统一起来，它的威力也就恰好包含在其中了。”① 反过来，权力如果偏离了公平的轨道，不再公道，不再用于统一人民的利益，那就倾向于自利了，这就是权力的异化。

我国是在特殊的国情之下，迈向市场经济的。这一国情，就是国家力量的空前强大，社会力量的相对弱小。各种资源积聚于国家，当然“好办大事”，以极高的资源整合能力推动经济的稳步增长，但负面效应也随之出现，权力被高度垄断，监督机制又相对缺位、乏力，有些掌握权力者以及亲近权力者于是有大量的便利机会谋取私利，财富不公平地流向权力及其庇护者。

另外还有结构性的不公。国家以其强大的汲取能力吸收社会财富，造成国富民贫的局面。据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的研究，除掉通货膨胀的因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最近15年累计翻了10倍，而同期城镇居民的收入只增长了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了1.7倍，这样的反差是巨大的。国强民弱，在经济上的表现便是国富民贫。

所以，权力的异化，权力的自利倾向，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个大一统、资源高度集中的社会，整个社会以党为核心，以行政、事业、党群等各个单位为外围，层层扩散，最终把整个社会笼罩于党的领导之下，使得社会呈现出严密组织化的态势。严格说来，自建国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情是国家权力急遽膨胀，社会力量相当萎缩，所以几乎不存在有独立利益诉求的社会中间组织。在国家的资源分配下，社会相对而言，比较公平。改革开放，既创造了新的利益契机，也是一个重新调整利益格局的过程，顺应着这一历史进程，社会力量复兴，形成了众多有着独立利益诉求的阶层。但是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历程，国家经济总量已到相当规模，而上述三个因素的联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使得社会资源更多地流向强势阶层。广大利益受损者，自然有很多情绪，很多不满。

不满的累积，纵观历史，必然演化成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