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渡：您见过很平易近人的官员吗？

王跃文：当然见过，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稍微往大些的地方走，说起县长已没什么了不起，因为那是中国比较基层的官员。但是在县里面，县长非常了不得。记得我当时刚参加工作没几年，随县长去沿海地区考察，同去的还有十几个区委书记。那次经历，我感觉官员身上某种神秘的东西真耐人寻味。我们从火车站出发，离家越来越远，县长就越来越随和。一路上玩扑克、开玩笑，很开心。我们在上海、江苏、福建转了一圈下来，县长同下属们几乎混成了哥们儿。直到厦门海滨浴场，县长同我们都光着身子游泳，可谓坦诚相见。县长还拍着自己的裸胸开玩笑说，我们共产党人，襟怀坦白！可是考察结束后，我们往回走时，离家越来越近，县长就越来越严肃。回到县里的火车站，县长又像往常一样板着一副冷脸了。也许县长并没在意自己面孔的变化。正因为他不是故意做出来的，就更有意思。可见官场就这个神秘的场，对人的影响是无声无自的，往往也是个中人意识不到的。

现在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混得跟朋友似的，那又是另外的境况。总有那么些人，天天围着官员转，点头哈腰叫“老板”。“老板”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本来已成贬义词，指的是私有企业主或私有财产所有人，现在却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您有权，我有钱，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谓朋友？朋友的定义也早与时俱进了。有人说，能够帮您办成按党和国家政策办不成的事的，就是朋友。有些地方，长官一倒台，牵出一大片，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

我回家探望父母，有时会同他们谈谈时事。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了，只是经常嘱咐我一句：别乱开玩笑。

伊渡：我看您的玩笑一直开得很大，我说的是您写的那些别人看来很大胆的小说。从您的作品中看，您不是个很淡泊的人，您甚至很极端、很尖锐，有人说您眼睛很毒。

王跃文：我为文有些锋芒毕露，但这同做人平和淡泊并不矛盾。生活当中，真正熟悉我的人，很容易把我当朋友。《国画》刚出版时，很多官场上的人托人请我聊天。他们同我见面，多喜欢开句玩笑，说我不怕您把我写进书里去。真有意思。官场上什么物种都有，林子太大了。有位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有回他在火车软卧里遇着一位看《国画》的人，闲聊中知道他正是我原单位的。朋友便问他，看样子您很喜欢王跃文？那人马上愤然作色，说我恨死他了！朋友把他的奇遇告诉我，又博我一乐。想那位老同事看我的书，正像几十年前流行的一句话：批判地阅读。我原单位很多同事都看过我的小说，多是很坦然的。有的人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也有的拿白纸把小说封面包起来，像小学生包新课本一样，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看，遇着来人了，借站起来打招呼的工夫，身子往前一抵，就把抽屉关上了。真是好玩极了。

我也听很多人说过，官场中人聚餐，其中有我的朋友或熟人，提议请我一块儿去聊聊天。有人马上反对说，千万别请他来，别把我们都写进小说里去。真有意思，不知这些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得感谢那些反对请我赴饭局的人，他们让我少去很多应酬。我很讨厌这类应酬，得听很多废话，自己也要说很多废话。我明白有些怕见我的人，他们明知道自己坏，却心安理得地做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