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那个周日我都感到不安。有人可能会想，我为什么不给每个董事打电话，如果知道他们想解雇我，就向他们求情或解释，或者做些调整？但是要知道，在那10天里，我要完成一个首席执行官要应付的种种约会、决策和行动。另外，我不觉得整个董事会一定会采纳或拒绝我的某个意见。我当初并没有让董事会一定要聘用我，所以如果他们真是在考虑解雇我，我也不会向他们求情。我对自己的行为和决定负责，董事会也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和决定负责。

弗兰克一直在旁边劝我不要担心。他提醒我说，在3周以前，杰·凯沃斯还提议说要不要把5月份的董事会安排在我们家的游艇上来开。杰·凯沃斯的妻子去世后，他问能不能把自己的孙子带到加州来，和我们在一起待上一阵。弗兰克好好款待了他们两天，从那时开始，杰·凯沃斯就爱上了我家的游艇。弗兰克还记得当天晚上和帕特里西娅·邓恩的对话，帕特里西娅·邓恩和她丈夫都接近退休了，打算去巴厘岛度假。弗兰克在想，如果我退休后，两个人的生活该有多么美妙，当时帕特里西娅·邓恩说：“对不起，弗兰克，卡莉退休将是我们股东的一大损失。”

但是，弗兰克的话没有让我信服。我知道我的担心没有错，我还记得几天前和帕特里西娅·邓恩的对话。我打电话给她，因为想和她的秘书确定接下来的会议准备。谈完会议的准备工作之后，我问道：“帕特里西娅，这次会议还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吗？有什么你想要我做的吗？”

“卡莉，我知道泄露了消息确实很不幸。但是，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旧金山会议上谈了什么问题，对你会有帮助的。我觉得你最好不要跟别人讲起我们通过这次电话。”

我们在旧金山会议上谈了那么多话题，包括公司的战略问题、人事问题和结构问题。我们在很多事项上达成了共识，在很多问题上还存在分歧。我当时到底说了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我们到底在哪些问题上是意见一致的？又在哪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想想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确实让人很纳闷？有些董事往往刚开完一次董事会，就把会上讨论的东西抛在脑后了。还有一些董事会说我讲过什么话，可是这些话实际上并不是我说的。杰·凯沃斯和汤姆·伯金斯总是和几个董事在小范围内嘀嘀咕咕。我想好了在接下来的会议上要讨论的一个详细提纲。

因此，我开始循着帕特里西娅让我考虑“在旧金山会议上谈了什么问题”的建议，写下了一些要点。在写的过程中，我表达了对董事们的尊重和感激，是他们聘用了我，他们自然也可以解雇我。我认为开诚布公的交流很重要，如果我不想别人参与某次谈话，我会当面跟他说清楚。我也谈到，在前一段时间遇到了一连串令人伤感的事，我表示不管大家在这些事情背后有什么想法，我们再也不能够彼此误解了。如果董事之间不能彼此坦诚，对合理的办事流程不加尊重，或是不注重培养彼此间的信任，就无法履行股东所交付的信托义务。写完这份材料之后，我想用它来开始明天上午的讨论。我不知道各位董事都在想什么，但是我决定先把向媒体泄密的事件放在一旁，暂且认为所有的董事都已经从中吸取了教训，能够在彼此坦诚和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