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根本就没有对话。当我来到会议室的时候，气氛是一目了然的。尽管杰·凯沃斯从前一贯看不上帕特里西娅·邓恩，但是这天早上我看到他俩在交头接耳、攀谈甚欢。帕特里西娅·邓恩宣布会议开始。这就让人觉得很奇怪，因为她根本不是任何委员会的主席。好像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我一人蒙在鼓里。帕特里西娅·邓恩让大家举手通过山迪·里维克辞职的决定。山迪·里维克肯定告诉了董事们，与其逼他参与这次会议不如干脆让他辞职。帕特里西娅·邓恩又让大家投票把汤姆·伯金斯选进了董事会，我投了弃权票。我觉得内心还是很迷乱，对汤姆·伯金斯最近所发挥的作用感到疑惑，因此很难准确地行使肩负的信托责任，所以干脆投了弃权票。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两位董事投了反对票。这是我在惠普任职期间第一次遇到董事会的决定没有一致通过的情况，把我赶出惠普的董事会投票是第二次。

拉里·桑希尼提到了在这次董事会召开之前的晚上，几位董事和一位公司管理顾问进行了秘密会议。没人告诉我这件事，也没有人邀请我参加。尽管我还是名义上的董事会主席，可是实际上我在董事会里似乎根本不存在，在场的没有哪位董事正眼看我。帕特里西娅·邓恩说道：“卡莉，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感到很震惊，这哪像是平等的对话呀，分明是要让我招供一样。我已经把前一天准备的文件复印了几份，当时我就把文件传给了在座的每位董事。我说自己很遗憾，不得不做一个正式的陈述，但是我知道清楚无误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我开始读这份陈述，希望中间有人会把我打断。

下面就是我写的陈述原文：

我很高兴能为惠普的董事会效力。我履行自己的职责，为的是打造一个伟大的公司。我坚信这个董事会想让惠普在21世纪重新焕发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光芒。当董事会决定开展规模浩大、困难重重而又颇有风险的惠普重组方案（分解成为惠普和安捷伦两家公司）时，就朝着这个宏伟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当董事会决定开展规模浩大、困难重重而又颇有风险的康柏合并行动时，就朝着这个宏伟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在这一过程中，科技界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无论是变化的速度还是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这一变化趋势将会继续延续下去。

面对艰巨的使命，公司需要所有董事会成员深谋远虑。董事会有责任对管理层的思维方式、战略构想以及行动计划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在董事会交流时必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听取每个人的意见，也要充分讨论每个人提出的建议。我对这个董事会很有感情，我也觉得应该对董事会保持绝对坦诚。如果在这样的交流过程中我相对保守或是不开明，那么我就是失败的。在进行了有益的争论之后，就要做出决定。一旦做出了某个决定，就必须花时间执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公司之船必须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