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行为体及非国家行为体在现代战争中的效力和影响力越大，他们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指导着政治和权力分配的核心准则的削弱就越严重。马克斯·韦伯写道：“国家是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也就是说，集中军事权力的能力既是现代国家定义的一部分，也是其存在理由的一部分。召集军队和警察是国家的特权，阻止其他行为体在本国领土上使用暴力是国家的职责之一，社会契约论为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新的暴力垄断意味着中世纪抢劫团伙和雇佣军的时代一去不返，也意味着封建领主和诸侯各自掌握着军队的时代的结束。军事控制与主权密切相关。

今天，这一垄断已经在多个层面上破灭了。墨西哥、哥伦比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政府丧失了对国家大片领土的控制权，这些领土成为武装团体的军事行动基地。就连游击战的基础都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游击运动通常是以推翻入侵者或殖民者、赢得或恢复主权为目标。游击战理论家认为，民众的支持对游击战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切·格瓦拉写道：“游击队员需要当地民众的全力支持，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现在，游击战日益成为无边界的战争，它不再依赖民众的支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现在的游击战不一定是以有形的领土为战场。要战胜阿富汗塔利班武装，联军需要在阿富汗赢得人心。要与袭击了纽约、伦敦和马德里的“基地”组织及其仿效者对抗，情报人员的作用比经济发展专家更重要。同时，面对不断增加的预算压力，各国都寻求减轻沉重的军队负担，“外包”了越来越多本应由他们承担的崇高职责。

现代国家和现代军队的结合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或政治哲学的问题，还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它反映了战争的成本和技术。几个世纪以来，暴力手段增加了，重型火炮、坦克、战斗机和计算机都增加了战争的成本，也提高了对后勤保障的要求。

军事理论家认为，现代国家出现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四代战争。每一代战争都对应着一段历史时期，也反映了同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和战术创新。例如，在机枪出现之前，为集中火力，大量士兵会在作战时集中在一起，为争取小块领土而战。在近距离作战中，大量士兵战死疆场。从拿破仑战争到美国内战，这种可怕的战争模式上演了无数次，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销声匿迹。这种战斗形式对组织完善的大型军队有益，它强调的是规模（及可任意调动的人员）和协作。20世纪上半叶，新的战争模式出现了，即第二代战争。在战争中，重型火炮、坦克和飞机会为后续跟进的步兵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帮助他们夺取阵地。与之前的战争模式相比，这种模式更有效，当然其成本也更高。这些新型武器的成本使军队规模的扩大变得更有必要。马克斯·韦伯在对20世纪早期的形势进行考察后指出，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一定不能作战，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组织结构是必要条件。战争对规模、能力和技术的要求使军队成为现代集权式等级组织的象征。韦伯认为，权力分散的军队注定会失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发动了闪电战，突破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等静态防御工事，上述共识开始瓦解。侧翼突袭战术和空降部队的运用需要地面指挥官采取更迅速灵活的行动，没有时间等待高层的指令。过度集权会妨碍行动。20世纪下半叶，新的冲突将人类引入了第三代战争。敏捷性和灵活性的价值日益突显。地对空导弹等复杂军事装备的可移动性日益增强，地方指挥官可以做出更多重要决定。然而，冷战中的两极对抗及由此引发的军备竞赛和国家间冲突威胁的持续存在让世界主要军事力量仍然视规模为重中之重，正如军事理论家约翰·阿奎拉所说：“依赖的是少数大部队而不是大量小部队。”以美军为例，阿奎拉指出，从越南战争到现在，美军的结构并没有什么变化。他说：“美军的‘比例问题’根深蒂固，不能根据任务的规模调整部队的规模。同样根深蒂固的还有传统的等级制军事思维，总是认为人员投入越多越好，投入越少，结果就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