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的“变通”之局——不成功便成仁的谋划
辛酉之变以后,慈禧采纳恭亲王奕的建议,将载垣、肃顺、端华等人处死,让咸丰帝的长子载淳登上皇位,改年号为“同治”。
慈禧太后表面上与慈安太后一起垂帘听政,实际上则逐步掌握了实权。1875年,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因病去世,膝下无子,醇亲王懿譞的儿子载湉便被慈禧选中继位,这便是日后的光绪帝。光绪继位时年仅四岁,短短六年后慈安太后又因病暴亡,于是朝中的大权便完全操纵在慈禧一人的手中。
慈禧对光绪的教育,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一是“严”,她让光绪叫自己“亲爸爸”,并且经常对光绪大加训斥,目的就是要驯服光绪,让他畏惧自己。二是“教”,光绪在慈禧的规定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经、史、子、集的学习。
因此,光绪不仅精通经史易理,还能写得一手好文,并且不时在文中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导师翁同龢等人对光绪满怀希望,认为他将来必定能够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
按照祖制,光绪十四岁便到了“亲政”的年纪,可是慈禧太后又将时间拖延了两年才作出姿态“撤帘归政”。而实际上,朝廷的军政大权仍然把持在她的手里。
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着更加棘手的内忧外患。清政府与各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却仍然没有止住帝国主义彻底瓜分中国的野心。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让民间有识之士看清了清廷的落后与愚昧。这些草根知识分子怀着满腔指点江山的热忱,却苦于没有一个谏言的渠道。
1895年,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一千二百多人中发起“公车上书”,首开风气之先。他们要求清政府变法、拒和、迁都,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回响。但是,由于清王朝等级森严的机构设置,“公车上书”的奏章并没有送到最高统治者的手中,康有为并没有因此而死心,而是屡败屡试,不断上书。
公元1897年,康有为在奏章中措辞激烈地指出中国再不变法图强,终有一天会迎来亡国之日。这篇奏章一开始被顽固派大臣扣押,后来经由许多报纸杂志的转载才进入了光绪帝的视线。光绪帝读完奏章深为感动,马上就想要召见康有为。
按照祖制,非四品以上的官员是不得和皇上见面的。光绪受到顽固派大臣的阻拦,无奈中只好派翁同龢、李鸿章等人与康有为进行对话,再将康有为的观点转达给自己。不久,光绪便被康有为的信念和态度深深打动,他命令属下对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押。从康有为的文章之中,光绪学到了很多东西,从而更加坚定了变法图强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