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的是，光绪虽然有变法革新的鸿鹄大志，实际上却不过是慈禧的傀儡。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未果，有一次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机会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皇帝也不当亡国之君。”

当时，朝中的维新派呼声高涨，被形势所逼的慈禧只得放给光绪一点革新的权力。慈禧此举的用意是十分高明的：若是光绪的变法稍有差池，她随时可以用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救火和整治。康有为、梁启超获悉慈禧的此项举措之后欣喜若狂，以为变法之路从此将一马平川。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维新派期盼已久的《定国是诏》，也就是变法的宣言书。在诏书中，光绪斥责了顽固的旧派官僚，指出变法是救国图强的必经之路，还不留情面地揭露了顽固派官员空有救国之言的虚伪嘴脸。

五天之后，光绪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执意召见康有为并与之畅谈一个多时辰。这次见面增强了光绪对变法的信心，也加深了他对变法内容的认识。于是，在随后的一百多天中，光绪一共下达了一百一十多道诏书，变法的内容覆盖了国家的方方面面：在经济上，改革财政，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组织商会；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

在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普通民众上书言事。在军事上，淘汰绿营，编练新军。在文化上，废除八股，兴办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派遣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一系列的革新举措，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发展工商业并逐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使国家走向富强。

可以肯定，这些全面改革的理念对增强当时中国的国力是大有裨益的，但其中的很多措施明显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利益根基，难免引起他们的恐慌和愤怒。守旧派们围绕在老佛爷脚下，希望慈禧太后替他们做主。

对于革新，慈禧太后其实是完全反对的。她是封建守旧派的最高代言人，对权力有着近乎病态的掌控欲，根本不可能具备改革的观念和素养。光绪的改革一旦取得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把持政局了。

因此，一方面，光绪帝踌躇满志，不断下诏进行变革；另一方面，慈禧太后则秘密地调兵遣将，随时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更让人心寒的是，许多守旧大臣对维新措施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阻光绪皇帝，还经常扣押往来的诏令和奏章。天真的光绪对这些消极怠工的大臣采取了简单的罢黜处理，甚至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此时，慈禧太后虽然躲在颐和园里，但她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监视。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便眼疾手快地罢免了翁同龢等人，斩断了光绪的左膀右臂，并命令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