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经过四五年的预备仿行宪政，资政院粉墨登场，立宪丑剧走马转灯，复规定九年完成立宪准备工作，而其“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依然享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尊严。筹备宪政的名义下，变本加厉编练新军，收拢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政，假立宪之空名，以涂饰天下之耳目；大小满奴，握有绝对之特权，实际参政之事丝毫不容假借。

社会大环境在逐渐发生变化，形势有形无形地威迫。当局似乎隐约有所感，然而他们的承诺—实际和约定之间，一开始就产生差距，并逐渐扩大。中国的政治远景只是梦幻，证据显示，愈来愈多的政改契约，最后的收场是令人失望的。

当专制下的精神迫害殃及一代又一代人以后，政治上的撒谎已经成为生存必要条件，道德的堕落就成为一种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社会里，磊落自守、政治上坚持原则的人是活不下去的，生活中诚实的人是活不好的。那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是罪恶和狡诈肆行的社会，是助长机会主义，助长市侩哲学的社会，是见小利而忘大义成为风气的社会，是小人得志成为下一代榜样的社会。恶徒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层出不穷，诚信却离中国人远去了。

庞大官僚机构本身具有腐化倾向，同时它的僵化又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家办社会，官僚机构方可组织社会经济功能，致其法益弊，这时非本质的改革非但未能弱化官僚制度的压迫性和竞争性，反而迫其日益膨胀；皇权及官僚阶级更加依靠商业机制和贫富分化来谋取利益了。黑格尔曾说中国人的历史是无年代的历史。这大概即指郡县制度实施以来集权对全民铁板一块般的控制。专制的官僚系统有如天罗地网，岂是底层民众所能突破？政府恃其军备，以快枪利炮，保其强权，所谓预备立宪只是其慑于民间力量以伪装输诚的姿态，然后力图反噬的阴谋。小民噍类，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之下，备受牵累，确凿是一筹莫展了。

西太后的心理状态，无非迁延二字，只要在她未死以前保住大权不致旁落就行了。关于这一点，文章大师张恨水先生有极为精到的灼见。他在《清政亡于拖》（见《张恨水全集》，第59卷，458页）这篇文章中以为，军事或外交以其对外的性质，仿佛赌博，而下赌需要忍耐，所以拖一拖或许是一必要的策略，而政治是对人的，就不是赌博，而是治病了。“没听说哪个医生说过，吃药要忍耐着等待机会。”张恨水先生进一步认为清廷愚不可及，本来变法图强对国人大有好处，但清廷不亦是同样得着最大的实惠么？然而他不，当国事日非面临肢裂惨祸之际，还把立宪之事一拖再拖，预备的时间就定了九年，及内外情形日繁，革命党屡次起事，才赶紧成立内阁，阁员十之八九是亲贵，换汤不换药，又是拖；并不断对那些表示反对的省份强调“黜陟百司，系君主大权”，人头畜鸣，自作狡狯，有甚于此乎？所以张恨水先生说：“真叫人恼火，直到武昌起义，才由袁世凯组织人才内阁，答应立刻立宪，打开党禁，然而呜呼！晚矣！”

这真是愚蛮孤行，煎水求冰，未足为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