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手段必要性—特权滋生政治高烧—寸金铸出民权脑：李叔同眼中的英雄事功—“好头颅，谁当斫去？”

明月之夜，可以远视，不可以近书；雾露之朝，可以近书，不可以远视。大革命之于旧制度亦如是，以面带点的大型军事进攻与以点带面的暗杀狙击各有不同，亦各有所宜。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政府领袖罗伯斯比尔，当1792年审判路易十六的时候，国王的倒行逆施从反面教育了他，他又放弃了关于废除死刑的主张，要求议会审判国王，并处死之。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敌对势力屡攻屡仆，这时候，他想到了恐怖手段，要以理智来管理人民，以恐怖来压制敌人。这样的情形之下，恐怖乃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商务版译本，《革命法制和审判》，第176页），问题涉及拯救祖国，而暴政又正在杀人，这时采取温和主义自然不能替全民复仇，“路易该死，因为祖国需要生存。”（同上113页，）暴君不死，而人类和平、社会自由亦无从实现。“公民的贫困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政府的犯罪。”这样明晰的思想，是从尊重大众的意志出发，充分表达了民意的诉求的。

自古长期的专制，至少君王为了皇权的巩固，不会加刑于他的亲信士大夫，即令政纲紊乱，怪相百出，以道德代替法律好像很有人情味，实则法律腐败透顶而道德仅仅是一个遮丑的幌子。在这幌子后面，特权滋生着引发政治高烧的种种病菌。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所说的“妇人司动而阴乘阳，阳从阴，天下有之，天下必亡；国有之，国必破”。与清末妇人专权近似，但尚在其次。所以，徐锡麟说：“以刃击刃，以毒攻毒”（《徐锡麟集》，33页），是一个俾使天下后世皆知大义的有效办法，此时如无志士拔剑而起，则正常人无不沦为人渣；而失却了大是大非的区分，任特权所宰割，整个国家则更与混沌不堪的垃圾场无甚区别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个人，对于家庭，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莫不如此。倘在志士赴汤蹈火行动的启导之下，如果多数中国人既获启蒙，又能够发愤图强，那么国家的转型才算是有了希望，志士的奋起，可以说是有了良性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