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生非容易死非甘，自杀性的死，常被后人指为轻生呢！而辛亥志士的万死不辞，前仆后继，却有着对人生、人生价值异于常人的诠释之深意。伯夷叔齐，以吾道一以贯之的精神，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而对现实，总有他们自己所不愿接受的烦恼，所以不惜选择慢性自杀这条路了。另外一些人也有因纯个人烦闷而择赴死之道的。辛亥时期的志士，他们视死如归的冲动，实在是来自对世事时政“日夜切齿腐心”（《荆轲传》中樊于期将军语）的烦恼。本来他们中的不少人完全可以敷衍生活，安享职位的舒逸、名士的令名，何乐不为？可是他们的气质却永远是充溢着责任和良知感的，因而遂有异于一切浑浑噩噩生命的选择—杀身成仁何所辞！1906年李叔同先生激于世事，悲愤难抑，尝谓“哀国民之死也”，而当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他欣然填《满江红》词一阕表达他对英雄志节事功的景仰：“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如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不难看出，志士们本来有着铁的意志，而在决死的斗争中，又磨炼成了钢的性格。献身甘为万矢的，哪怕流血碎尸于菜市街头，也是死而后已，终于无负初心。世上做稳了奴才的聪明人，或者靠收买另一种死魂灵养肥己身者，在烈士形象之前，是何等的不成人样啊！

革命党求死得死，起初的心情或者雪震露怒，渐因时势推移，而趋平静，因为人生自幼而壮、自壮而老、自老而亡，是一个缓进过程。突然的事变至于牺牲自我性命，总须有所依托，那就不外其决死殉国之心—行天道与人道的大愿。一般认为天道常常青睐善良好人，究天人之际的司马迁却慧眼如炬，他以为好人不是饿死，就是受穷，或者早夭，反而那些“日杀无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何遵德哉？至若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伯夷列传》）真正的天道，尚须志士以血换取。此种时刻准备牺牲的志节深潜意识底层，即在平素也会不期然而表露出来。朱执信，史称革命圣人，他的弟弟劝他不可太冒险，他慢慢举起手来放在颈上说道：“好头颅，谁当砍去？！”又把人头打个比方：“譬犹沙煲，有用其煮饭，经岁月而后损坏者；又有用以盛炸药，掷向奸贼，随用随毁者。吾则盛炸药之煲也。”（《朱执信行状》）一千多年前的隋炀帝尝引镜自照，叹曰：“可惜好头颅，不知为谁人斫去？”在死亡意识上，二者颇似，但炀帝乃残暴统治者的内心恐怖，而故作镇定；而革命党的死亡意识却是期望未来好世界的捐躯热望，二者形同质异。1907年，朱执信参与策划暗杀清军将领李准，两年后的秋天，当汪、黄、喻北上行刺清摄政王时，他写下《拟古决绝词》，有谓“幽兰窗下洁，所宝在素心……人生世上亦如此，此身何惜秋前萎。”他是一个情绪哲学意味很浓的人，喜欢夜晚观察宇宙星体，思入微茫，探求生与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