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军事学泰斗克劳塞维茨以为，战争（战斗）时刻精神因素至为重要，相持的双方，一边以力量悬殊而显弱势，则此弱方越应在危险的压力下提高精神的紧张和防备程度，否则视死而惶悚，临阵而折勇，那么任何军事艺术都会无济于事。

古有王者之怒、诸侯之怒、布衣之怒，数种区分。布衣之士，平常百姓也，其坎坷、蹭蹬、奔波忙碌，皆隐忍之，其所以不能忍者，所处之时，较之桀纣之世实又过之，天下良善多失意之士，大率为真风告退，大伪斯兴，暴政横施，而疮痍满目，加以中国内忧外患，杀伐频仍，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人权毫无保障，种种惨绝人寰的场面触目皆是。虽然“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陶潜），然布衣不怒则已，布衣一怒，则敢以颈血溅诸侯，尤以布衣中的智识者最见激愤，此所谓“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矣。柳亚子先生回顾当时情势，尝谓“现在帝国主义的头脑，和他们手下的鹰犬，够得上暗杀资格的，当然很多”（《磨剑室文录》，871页）。这也正是革命健儿誓死奋斗的背景所在。

晚清国策“祖宗之法不可变”，主张“富国强兵”和“船坚炮利”，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外交上，晚清有“外须和戎”，故签《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口号背后的政策实质是维护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这个朝廷怎么会承认自己有错，又怎么会改良？况且，所谓政改，就是下放权力，即开放言论自由，开放党禁，开放选举，实行司法独立。不管落实哪一条，朝廷都会面临被清算的命运—他们坏事干得太多了。他们已至想改都不敢改的地步。祖宗之法不可变者，其实就是耍流氓。

行政系统都要服从于慈禧的祖宗之法。专制的必然，也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如果遇到清廷迫害或清除异己时，它的一句“祖宗之法不可变”就把所有罪恶全部掩盖起来了。祖传法定，它可以把一切实情遮掩，并进而用维护国体的幌子来标榜，同时又运用国家机器相威胁。

他们越是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他们的腐败就变得更凶猛，形成一个真正的恶性循环，直至最后崩溃。

这就决定了维新派的穷途末路。

立宪派与社会实际脱节，十分尴尬，茫然无措，急着表态“告别革命”，更有甚者，竟然公开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要与专制者合作制止革命。谁能想到，“于无声处听惊雷”，就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