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时代》是清末民初为着正义的暗杀，最为详审、精密、辩证、全面的一篇论著，并且具有极可操作的指导意义。其文之所作，又有得天下豪杰相与扶持砥砺之意。它的风格，既有磅礴雄放，豪健遒劲的阳刚之美，又郁积着激愤悲怆的深悲大痛，字字千钧，仿佛贯穿长空隐隐不息、沉雄低吼的雷霆之声。析理明如水镜鉴物，结论则似顺势运斤，就事物的本质原委抉明正义，而条画出抢救之道。其志可嘉，其风可慕，全篇冶议论情感于一炉，文采斐然可观。大学者章太炎在《讨满洲檄》中尝指出清廷十二大罪状，说他们“传嗣九叶，凶德相仍”，《暗杀时代》则进一步发挥。

全篇近两万字，分十四节，分别是：《序言》，《暗杀时代》，《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杀铁良之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志某君书》。

其魄力之雄伟，真足以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

《序言》一节先叙述他早年的求学经历及童年生活。谈到他弱冠以后飘然北上，所交游者多官方人士及幕僚，也曾动过功名之念，尚不知身在“奴隶丛中”，不久得读邹容、孙中山等人著作及大量革命报刊，意念始渐大变；要振起瘫痪的中国，须“清其源而绝其流”，提出“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之命题，其中并已指明杀铁良是为了除去奴役人民的那拉氏之助动力。经精心谋划，枪弹俱购获，近期即为发轫之始。为使暗杀成为实事而非虚文，他就要行动了，“予愿予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第二篇《暗杀时代》，痛陈停留口头上革命之无益，而清廷的封报馆、禁新书、杀学生、拿党人等迫害方式却越发出格了。如仍不见兴问罪之师，则所失不可估量。他又比较西洋、东洋之革命方式，觉得由暗杀始，并过渡到革命时代，正当其时。

第三篇《暗杀主义》，讨论谭嗣同的观点，认为大军未起之时，任侠这种方式，确可获得伸民气、倡勇敢的奇验大效，而“国族之民气，其涣散不伸，至于斯极”。“若满酋之于生死安危，自较他人视之为尤重，亦以彼等向居长林丰草之间，毛衣肉食，射猎为生，一旦闯入中原，夺其子女玉帛而有之，于是欲生恶死、弃危就安之态，自往来于腹中”。而暗杀之震慑力也即在此，使其恐怖而收敛其所欲为，杀一儆百，效果自可推想。第四篇《复仇主义》，开头讨论军事辩证法及用兵之道，孤军深入敌人腹部，为兵家大忌，故善用兵者，于先遣及后备力量考虑周详。以此譬暗杀，则“暗杀者，吾党之战兵也。复仇者，吾党之援兵也”。他又深忧暗杀之战士多不能全身而退，故须援兵“转败为胜”。然后，他通过数学的逻辑推演，证明此二者之间相互依托的辩证关系及重要性。

第五篇《革命主义》，指陈清廷的狡猾贪婪，说明革命对于国人人权诉求的重要性所在，特别提到清廷早先的滥杀无辜到今日的赔款割地是一脉以贯的。六、七、八篇认为铁良大罪可名者有五：“敛民财、练旗兵、剿民党、侦疆吏、强警察”，均为深文周纳的亡国奴民政策，杀铁良因为他是当时国人的心腹大患。这样念念不忘杀铁良者，“岂逆贼铁良一人于予有私怨乎？曰否，否”。显然不是有什么私仇，真实目的是在国族的前途。至于暗杀的效果，“天下未有无原动力，而有反动力者。盖反动力为果，原动力为因。”外力越大，则反弹越大，作者从物理学原理详加探讨，“每以外界之风潮，醒大汉之酣梦，遂使清政府之制我之毒手段一一揭于我同志之心目中，而反对之心，遂萌于内”。专制达于极点，反弹亦将达于极点，这是社会生理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