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获取的巨大利益，使西方列强无不眼红，于是战后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加强渗透，它们划分势力范围，强租租界地，妄图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这亡国灭种生死关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在国内掀起一场爱国救亡的维新变法运动。

在甲午战前，中国就已经出现具有维新思想的早期维新思想家，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王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汤震、何启、胡礼垣、陈虬、陈炽、宋育仁、郑观应等，他们著书立说。为康梁维新变法做了一定的社会动员。他们主张商战，同外国资本主义竞争，通过兴商务、习商战以保卫国家，政治上认为只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民共主最适合中国国情。但关于变法问题，王韬认为：“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冯桂芬认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我师之。”薛福成亦认为：“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由此可见，早期维新派已有了初步的民权思想，并主张变革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且崇尚西学。但是早期维新派自身还存有许多缺陷与不足，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还很肤浅，又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思想也显得支离破碎，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其却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供了思想素材，成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先导。

尽管说早期维新派已有初步的、朦胧的变法思想，但并没有付诸行动，还只是停留在文字叙述上。而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康、梁则挺身而出，把变法变成了现实。他们领导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积极宣传变法思想，一时间，变法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几乎出现“人人咸与维新”的局面。

维新变法要变什么？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一个关于变法成败的问题。在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变法当然要变封建之法为资本主义之法，维资本主义之新，在政治体制方面变封建专制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但在变法的实际推行中，由于顽固派的极力阻挠，虽然远没有如此丰富的内容，但无疑也是一场巨大的变革运动。

在实行变法的103天期间，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有：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重叠机构和冗官冗员。经济方面，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命地方官振兴农业，并兼采中西各法；提倡开办实业，发展农政工艺，奖励发明创造，准其专利售卖；允许旗人自谋生计，经营商业；整顿厘金等。文化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广设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提倡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奖励新著作，允许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等。军事方面，裁汰绿营，力行保甲，训练海陆军，各省军队改练洋操，使用洋枪，并统一制度；添设海军，筹造兵轮；各地兴办团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