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新变法的内容及其成绩，马勇先生曾有过较为全面的评论，他说：“1898年的变革是全面的，包含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政治领域的改革争论大，成效小；军事领域的改革起步早，成效显著；经济领域也制定、颁布了许多新政策，只是由于时间短，并没有看出多少实质性的成效，但其重构近代经济体制的企图对后来中国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而文化领域的变革，主要是指变科举废八股，其所遇到的阻力最大，争论最激烈。”（马勇：《1898年中国故事》，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7页。）这种评价十分中肯。

康、梁维新派的这些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方面的建议，无疑给人们勾画出一幅美妙的近代化蓝图。展现出一个未来的新中国。它对把维新运动引上正确轨道，把变法向深层次推进，有着重要的意义。在103天内，人们处在极度的亢奋之中。据学者最新统计，光绪帝依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短短的3个多月，颁发有关新政谕旨280多件，其中明确指示具体办法、谕令实行和批准臣属所请实行的175件。从中可见，康有为要求变法的愿望可谓强烈，要求变法的内容也很广泛。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这样如此广泛的变革，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再说其严重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因而他们对变法阳奉阴违，并急忙游说慈禧太后，指出变法之危害，要求取缔变法。加之康有为介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的权力之争，触及了西太后的用人大权，又想聘请日本退职首相伊藤博文为中国维新的总顾问，这些对变法都是极为不利的。结果在强大守旧派的反对下，维新派就大祸临头了。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先将光绪皇帝软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后以“训政”名义，重掌国政，史称“戊戌政变”。政变后，慈禧大肆搜捕维新人士，除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外，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六人相继被捕，并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其为“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派人士或同情变法的官员，或遭囚禁，或被放逐，或被革职，轰动一时的维新变法运动宣告失败。追其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守旧力量十分强大，维新派的力量还很弱小，根本无力扭转当时的形势，当慈禧等守旧派发动反扑时，维新派无任何招架之力，只得任由摆布。（二）维新派树义过高，步子迈得太快，操之过急，对主客观形势估计错误，又缺乏群众基础。自6月11日明定国是至7月底8月上、中旬的兴学校、变科举、发展工商业以及用新法练军等方面的改革中，由于缺乏具体的实施步骤，改革之风来势迅猛，由于没有充分的宣传、组织，广大人民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观望、怀疑、抵触，因此改革一开始就遭到中下层知识分子及官员的反对。（三）在变法中不讲求策略，康有为等最大的失误，莫过于把清廷的最高实权人物——慈禧太后弄到了敌对的方面，并挑起了帝后党争，后来甚至还想出了围园劫后的幼稚做法，严重地低估了慈禧一派的实力。

戊戌维新尽管在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守旧派的镇压下失败了，但它在当时及以后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有人认为这是“近代中国唯一可能成功的改革”。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然而，维新派的思想局限是显而易见的，遭到后起革命派的强烈攻击，革命派认为：“满洲政府实为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末由。”距此不远，革命救国的呼声就越来越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