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9月，孙中山在由日本经檀香山到美国的途中，不停地发表演说和撰写文章，揭破保皇党的阴谋，把梁启超所播下的保皇党的种子，一一肃清。他发表《致告同乡》的公开信：“保皇革命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在揭穿了保皇党的虚伪面目后，孙中山又进一步指出，保皇党人是继吴三桂、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而后的汉奸，保皇党的目的在于假公济私，骗财肥己。这些汉奸分子是“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凡吾汉族同胞，非食其肉，寝其皮，何以伸此公愤；而挫兹败类也”。孙中山逐渐坚定了革命信念。

有必要指出，孙中山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言行自然要受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和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倾向的制约。因此，孙中山思想中革命和改良的矛盾，正是当时客观历史进程合乎规律的反映。

5. 共和革命道路的确立

同盟会的创立和三民主义的形成，是孙中山共和革命道路确立的重要标志。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孙中山对革命的组织、宣传、奔走，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日趋成熟，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纷纷组织各种团体。1901年，横滨有王宠惠、冯自由等组织的广东独立协会；1902年东京有章太炎、秦力山等组织的支那亡国纪念会；东京秦毓鎏等组织的青年会；1903年东京有叶澜等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上海章太炎、蔡元培等组织的爱国学社；云南临安周云祥组织的保滇会；1904年有武昌胡兰亭、刘静庵等组织的日知会；黄兴、马福益等组织的华兴会和同仇会；以及上海蔡元培、陶成章等组织的光复会，等等。到1905年，保持相当力量者，有华兴会、日知会和光复会。（林翠：《孙中山传》，帕米雨书店1968年版，第90页。）标志之二，就是宣传革命的刊物如雨后春笋纷纷创立。海外的革命刊物要数日本创办的数量多、时间早、影响大，如《民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直流》、《二十世纪之支那》等等。在国内，继《苏报》遭到停办之后，在上海、浙江一批革命刊物得到创办，如《国民日报》、《国民》、《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女子世界》、《二十世纪大舞台》、《俄事警闻》等等。在大量的革命宣传中，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影响最大。标志之三，是革命事件层出不尽。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从1902年到1903年，浙江吴兴南浔镇浔溪公学、江宁江南陆师学堂、杭州浙江大学堂、上海广方言馆、杭州教会学校蕙兰书院，都先后发生退学事件。一时间，东南各种退学、罢课、集会等反对专制、奴化，要求自由、平等的斗争风起云涌，被社会上誉为“学界风潮”。以上可见革命事业发展的迅猛，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迫切需要有统一的组织来加强领导。全国范围内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