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不要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问题。康有为在《法国革命史论》一文中说：“我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两千年，与法之十万贵族压制平民，事既不类，倡革命言压制者，已类于无病而学呻矣。”并进一步指出：“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民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葬耳。”他们还威胁说，革命必将造成“天下大乱”，“血流成河”，而且还会招致帝国主义的干涉。革命派则用大量的事实，对改良派进行一一驳斥。他们指出清政府是一个投降媚外的卖国政府，顽固守旧，不思振作。如果不推翻清朝政府，中国不会富强。革命派指出：“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吾因爱和平，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痛苦而已。”“满洲政府实为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对于革命可能会引起社会秩序混乱，革命派指出，历代王朝的灭亡，都是人民革命的结果，所以应该利用“民气”去推翻清政府。革命派还指出革命不但不会招致帝国主义的干涉，反而是挽救民族危亡，避免列强瓜分的唯一途径。他们说：“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末由。……外人之所以敢觊觎中国者，以中国政府之敝败也。颠覆政府，当以兵力，去其敝败，而瓜分之途塞。”当时，革命派把满洲贵族同一般满族区分开来，推翻清朝政府，只是使满洲贵族不再掌握政权，“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这样一来，革命的目标就更明确了。

第二，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问题。中国将来政治前途的走向，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这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又一个根本分歧。当时康梁极力主张继续维持清王朝的统治。康有为说：“以中国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越而直入民主之世界……其必不成而堕溺，乃必然也。”意思是中国不可能像美国、法国那样实行民主共和制。康有为拿出“三世说”，指出现阶段中国最适合的即是君主立宪政体。梁启超亦说：“共和立宪之万不能行，行之则必至于亡国……然则为今日计，舍开明专制外更有何途之从！”梁启超甚至认为中国人“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而且大多是“家无担石，目不识丁”，根本不配享受民主权利，所以“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作为理论依据，抨击了“国民恶劣”的谬论，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并不亚于其他民族，尽管被压制了两千多年，潜在的力量仍然存在，短期内即可恢复。也同时具有能力实行民主共和政治，因为政治革命的任务除了人民是没有谁能承担起来的。中国人民既然能进行革命，就必然能实行民主共和，既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在建立共和政体之后，也就一定会有实行议会政治的能力。

第三，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改良派认为中国不必实行，也不能实行社会革命。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贵族制度，所以不必要像西方那样进行社会革命，只要进行一些社会改良就行了。针对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民生主义，进行攻击。他说私有制是“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旦土地国有，无异于掠夺，极不利于国民经济，且必然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他威胁革命派说：“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皇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革命派批判了改良派的荒谬论点，同盟会的激进者朱执信根据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指出“社会革命之原因在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以致造成“贫富悬隔”。“贫富已悬隔固不可不革命，贫富将悬隔则亦不可不革命。”而消除贫富不均现象，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夫救治贫富之不均，端赖提倡民生主义；而提倡民生主义，首在施行土地国有制，而实行土地国有制，则不可不向唯一之土地而赋课租税”。“民生主义也，土地国有制也，单税法也，即建设新政府唯一之行政方针也。”（自由：《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革命派还指出通过社会革命，生产既不会停滞，也将消除“贫富悬隔”现象，整个社会还能较好地运转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