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武昌起义与清廷之对策

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接连失败，使得领导人不得不考虑失败的原因。一些人对孙中山注重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并且将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的战略十分不满。1910年夏间，在东京的革命党人，讨论将来发难地点问题，杨时杰就主张在武汉举行起义，并一一说出在武汉举事的优点。这年秋间，他回到武汉，在与杨玉如谈起此事时亦说：“这几年孙总理、黄克强等专在沿海几省，靠几处会党，携少数器械，东突西击，总是难达到目的。我们长江的党人都想从腹地着手。尤其是我们湖北人，就想在湖北干起来。”杨玉如赞同他的观点，说：“我们湖北居长江形胜，有枪炮厂，有官钱局，饷充械足，新军知识又高，易受运动。”（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再后来，谭人凤、宋教仁等都主张要把长江流域作为革命活动的中心，并成立中部同盟会作为活动的总指挥机关，但最终孙中山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但他们并没有灰心，在拥护孙中山主张的同时，积极在长江流域开展工作。

正是在同盟会的推动下，1911年8月，武汉的两个较大且有影响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举行联合会议，成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军事指挥部，推选文学社领导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孙武为参谋长，决定在辛亥年农历八月十五日（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并制订了总动员计划。不幸起义走漏了风声，湖广总督瑞澂加紧防备，即令各营队收缴子弹，且提前一天过中秋。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起义总指挥部临时改变起义时间，决定在10月9日起义，可事不凑巧，当革命党人各就各位，当箭在弦上待发之时，竟又发生了意外之事，10月9日上午，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制造炸弹，一革命党人不慎将烟灰掉进配药盒内，发生爆炸，引起大火。俄租界巡捕闻讯赶来，把炸药、文件、钞票、旗帜、名册等物全部抄走。面对这样的事实，临时指挥部蒋翊武就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起义的命令，决定在当晚12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一起动作。不料命令发出不久，起义总指挥部即遭清军包围，蒋翊武逃走，刘复基、彭楚藩被捕，奉命去南湖炮队传达命令的人，由于路途戒严，也没有把命令送到，致使起义计划未能实现。次日，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英勇就义，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全城戒严，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形势非常危急。10月10日当晚，革命党人在没有统一领导的情况之下，自行联系，暗地串联，于晚7时发动了武昌起义，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熊秉坤、金兆龙等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新军各营闻风响应。革命军经过通宵血战，攻进总督府。是晚，武昌全城被革命党人占领，武昌起义成功，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张彪仓皇出逃。

武昌起义后，国内局势日趋复杂化，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不可预料的事情层出不穷。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清廷仍是全国的统治者，尽管十分腐朽，其力量仍然不可低估。维持正常的统治，为其所愿，然而谈何容易！南方的革命党一开始就从人心上占有优势，得到中外普遍的同情，且一举夺取武汉，尽管其影响逐渐扩大，但短期内推翻清廷也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