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一爆发，就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当时就有报纸指出：今日朝野上下，殆无不以全副精神注重于湖北之乱事。政府之所论，皆湖北之乱事；疆臣之所筹划，皆湖北之乱事；士大夫之所研究、商民之所探问，亦无非湖北之乱事。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革命所带来的震动非同小可。但革命而来的结果如何？完成推翻清廷的任务需费时多久？或者清廷能否镇压革命，巩固摇摇欲坠的政权？成为人们心中的疑问，但无论如何，人们都渴望有一个好结果。而等待这个结果的过程无疑将会是痛苦的。

有人认为革命军将被镇压。当时就有报道说：事平，则官杀革命党，事起，则革命党杀官，不知此后之湖北官杀革命党乎，抑革命党杀官乎？我谓只有官杀革命党，而革命党不能杀官，假使官军胜，而革命党必力战不屈，其被杀固不待言；即言官军而败，其上者，能割发易服而逃，其下者，必能弃甲曳兵而走，而革命党无游刃之地矣。我是谓官场之能力究胜革命党十倍。当然，以上对革命悲观的原因，既是民众定势思维使然，恐怕也是对清政府顽固官僚一贯强势的估计。

有的对革命前途抱有乐观；有的认为官革双方前途未卜。政府与革命军互有优势，各有长短。单从影响战争胜利因素的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革命军确有优势；要从双方的力量上看，政府军显然强一些。总的来看，胜负难分。

当时社会的心理固然也影响政局的发展走向。人们的心理究竟如何？时人是这样论述的：“普通一般人之人民，虽未必个个赞成革命军，然却无一人反对革命军者，于一切言语词色之间可以观之。一般卖守地方之官则处处似有革命党之潜伏，时时若有革命军之猝发而一刻不得安心；其余之各官吏则观望中立以视革命军与政府军之胜败，政府而胜则仍服从政府，革命军而胜则即服从革命军。官绅商之有财者，则既知政府之不足恃，又不敢于投诚革命军，唯恐各处土匪乘机而起，于己之财产有损，或提存款，或购金元或存外国银行，终日营营唯此是务，而商业因而牵动。商界中人大半唯忧各地起乱，于己商业有碍，其一部分则知此机会之可乘，因欲算计乘机以图大利。奉政府之命往鄂与革命军对敌之兵欲与革命军战，则同类相残既有所不忍，欲倒戈相向一时又有所未便，故悉保持中立之态度，命之守地方则尚平安无事，命之攻革命军则即合而为一，此于豫于汴之兵而已然也。今所不可知者唯北来之军及袁氏耳。”的确，面对如此突然和迅猛的局面，人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反应，无所适从。但厌乱却很快成为主基调。

武昌起义的成功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是清廷始料未及的，因而十分恐慌，但也并非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而是做了积极的应对。首先是革瑞澂职，戴罪图功。其次是派陆军大臣荫昌率第一、二军赴鄂，第三军驻守京畿，萨镇冰率兵舰，程允和率水师，一并援之。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也为军队及给养的运输，协调忙碌。总之，起初，清廷的反应是镇定的，也曾在前方打了胜仗。但是由于害怕在军队的指挥调度上出现问题，因为清廷所调军队都是袁世凯的老部下，载泽、奕劻商议，还是请旧臣袁世凯出山的好，于是在他们的说服下，载沣也无可奈何，尽管其并不是十分想让袁出山，可眼下的局势——国家出这么大的乱子，再加上西方列强的鼓噪，只得同意，有人说是“忍泪屈从”。不管如何，袁世凯的出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