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则希望袁世凯尽快恢复武昌起义以来的混乱局势，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以促进商业的繁荣发展，避免外国的干涉；立宪派郑孝胥在1911年10月27日的日记里记述道：“此时以袁世凯督湖广，兵饷皆恣与之，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制度成矣。”（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52-1353页。）立宪派首领张謇也不断与袁世凯暗通声气，为稳定经济形势积极奔走。

西方列强认为袁世凯是当时国内唯一有能力收拾局面的人，希望袁世凯迅速控制住局面，减少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损失，所以才力挺袁世凯出山。

一般民众也希望袁世凯能够尽快结束南北战争状态，避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总之，当时的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袁世凯俨然成为各种势力、各种力量拉拢的对象，依赖的救急稻草。真是到了“天下好名誉必让袁世凯一人做尽”的地步。这看似奇怪的现象，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也表明袁世凯当时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起到怎样的一种作用，这也为袁出山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演变埋下了伏笔。

袁世凯不仅立即答应清廷的起用，并提出募兵、筹饷，不为遥制、调将三条，宽容被胁裹者、赈灾等节略八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六条，传统六条属误传。（刘路生：《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考》，《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清廷对袁氏所提条件，不断地予以满足。袁世凯既然答应了出山，就不会打无准备之战。为此在尚未赴前线之前就进行了一系列的谋划。

首先，军事上谋划，这也是袁世凯谋划的重中之重。袁世凯深知出山后的处境，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很是棘手。首先在野三年，久未领兵，是否得心应手是个问题；其次，他离京后，北洋六镇又屡遭更张，战斗力是否削弱，尚未可知；再次，出山的兵饷如何筹措；最后，前线事权能否统一到自己手里。为此，必须进行一番准备。

袁世凯不是等闲之辈，他知道首要问题就是要维系军心，如何维系，要有得力的统帅不可。于是，奏派王士珍襄办湖北军务，“所有增募新军、布置后路各事”以巩固和保证北洋军后路的安全。奏派已革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在豫东一带招募数营，进占皖北，保证北洋军侧翼的安全。冯国璋指挥第一军迅速向汉口进攻。此外，还奏调张锡銮、段芝贵、陆锦、张士珏、袁乃宽、吴凤岭等。袁世凯所奏调各员，在他看来不是“公忠纯笃，久历戎行，素为将士所钦服”，就是“饶有识略，详明谙练，从凯治兵甚久”。再就是“文武兼备，吏治营务均极谙熟”。要么“奋勇善战，晓畅戎机”“精明谨饬，武备学优”，要么“久任兵备，结实可靠”“在镇最久，果敢有为”。他们大多是自己的旧部，调将并非什么人都要，他所调的人员都有相应的安排，都是为军事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