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袁世凯出山并非事事得心应手，到湖北后特别在事权以及与地方官员的协调方面颇多窒碍。其在九月十二日（11月2日）致清内阁电时便提到“世凯入鄂境后，实缺官员除该司（连甲）来迎请示外，迄无一人来谒”。作为前线督师的统帅，又有钦差大臣的头衔，竟受如此怠慢，袁世凯心里着实有点委屈。

其次，外交上的考虑。袁世凯在晚清纵横驰骋十几年，深知西方列强的举动对国内形势的变化产生的影响，也知道得罪外国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他不愿因外国的插手使国内形势日趋复杂化，也不愿因革命破坏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而引起不必要的交涉。现实情况是外交无人，而没有得力的外交人才更是困难。他在致盛宣怀信中说：“各国中立，是以我之逆匪作为友邦，安有此理？汉口洋人惧祸及，或可以自合计，他处断不能一律，惜崧生（梁敦彦，时为外务部大臣，称病不出）不回，少川（唐绍仪）未必肯出，外交无大手笔，嗣后枝节必甚多，如设法使少川出山，各国事当可顺手，但不易耳。公意如何？”袁世凯此时向盛宣怀致电，这看似不动声色的询问，抱怨，商量，其实，目的很明确：尽快帮忙重新起用唐绍仪，打开外交局面。此外，还有一层含义，当年不得已唐绍仪把邮传部尚书一位让与你，现如今形势不同了，解铃还须系铃人，你也该把邮传部尚书一职给唐腾出来吧。果然，没多久，清廷将盛革职，简任唐重新署理邮传部，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最后，政治、社会方面问题的处理。袁世凯对国内局势的认识更是一针见血，他“曾私向人云，此次之乱，若但向皮毛上求治，未尝不能奏效，但为国之道，其根本所在，在贵能实行立宪，实行立宪即当建设责任内阁，化除满汉畛域，某所持之政见如此，但此刻军务吃紧，又不便先行奏陈，贻人口实，谓为先缓后急，似乎借此要挟且邻于推卸，此则某所不敢当者也。”因此，极力把立宪派的力量团结到其周围。

袁世凯还对当时长江流域的灾情给以足够的重视，不仅主动向中央请示赈灾，还派员到地方宣抚，安抚民心。为了战事的顺利进行，还与各省督抚通信，并低首下心寻求帮助，不是强势命令，尽管各省做出表率的很少，但至少也并未做出反袁的举动。

待一切准备差不多就绪后，袁世凯急忙奔赴前线，但袁世凯没有头脑发热，没有对革命党人大打出手，而是不断地试探，这也让革命党人多少出乎意料。这表现在：

试探和谈 尽管感到“此次鄂变，事虽仓促，蓄谋已久，厂、库、局、所，悉为占据，粮足器利，人多精练，自与寻常匪徒啸聚乌合者，迥不相侔。”但当时袁世凯并不是十分清楚湖北军政府的打算，为了试探一下虚实，于是于11月2日“令营务处刘振（承）恩及张彪等，致函黎元洪，招其归顺，使洋人送往。时接复书，称现开会议，一二日定局再告，语气尚恭顺，然匪心叵测，战备仍不敢懈。”（《袁世凯致清内阁电》（九月十五日），《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由此观之，袁世凯做的是战与和两手准备。幸运的是，形势比估计的好得多，因为黎“语气尚恭顺”。然后，再次派员与黎接触，这一次又得到比前一次更多的信息，至少了解当前革命阵营内部对政府和对袁本人的态度。当时，黎元洪对刘承恩所派侦探王洪胜讲了很多，大致有两点：一是现在要讲和，“须将皇族另置一地与他居住，管他的吃穿，不准他管我们汉人的事情”。如果“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归他，他更比从前加一倍的狠，我们更无法子了”；二是袁宫保这时不该出来，“先前宫保做直隶总督，好好的，为什么开缺？现在有乱事，又请宫保出来，为什么不叫满人带第一镇来打仗？可见旗人大有奸心”。交往多一点，袁世凯对革命派的想法了解就多一些，这都为其以后促使南北正式和谈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