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促谈 有了前几次接触，南北交往渐多，但是袁世凯所希望的南方归顺，不仅没有得到答复，反而遭到革命党人的“反招抚”。黎、黄甚至不惜以大总统相待袁，要袁当机立断，反清归汉。还告诫袁世凯：“倘鄂军屈服于满清，恐不数月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矣！执事犯功高震主之嫌，虽再欲伏隐彰德，而不可得也。”又多次拿三年前的旧事刺激袁，且语气渐渐强硬。正常的谈判几不能维持，因为南北立场观点针锋相对。袁世凯为了使南方就范，就通过军事高压，命冯国璋攻汉阳，革命党人大败，黄兴走上海，黎元洪也情绪低落，甚至表露出赞同君主立宪政体之意，不得已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向袁提出停战条款。袁世凯的目的又达，正如英国汉口代总领事所说的那样：“通过我的调解，双方已同意无条件地停战三天。目前的情况几乎同袁世凯所要求的完全一致。”这时，通过以战促谈，就已经基本上奠定了南北正式和谈的基础。

利用西方在华驻使牵线南北，推动南北正式和谈 武昌起义爆发后，面对形势的一发而不可收，西方列强感到清廷前途黯淡，又害怕在华政治经济利益受损，多希望南北和平解决，袁世凯正是利用列强的这一心理，运动在华大使，穿线南北。当时关于这样的报道很多：“驻汉美领事现在袁、黎两人间斡旋和议，极具热心。”“驻汉口之俄国领事，由袁世凯之请求，欲为汉军、清军执仲裁之劳。”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也多次与英国驻华公使一道调停南北。袁世凯还经常与驻京公使团会晤，并“乞即函达驻沪领事团，请其善为调停，以期早日和平解决”。当然，南北双方最高规格的正式谈判则是得益于驻英公使朱尔典从中活动。关于南北和谈的内情，既往研究较多，在此不再赘述。由于受袁世凯和平解决南北问题政策的影响，军方的谈判也紧锣密鼓地进行，北方代表廖宇春，南方代表苏浙沪联军顾忠琛，并达成重要协议。有人对此作很高的评价：“谭史实者，知辛亥南北议和代表之为伍廷芳、唐绍仪，而不知和议之成，实成于顾忠琛、f廖宇春之磋订五条草约也。”（钱基博：《辛亥南北议和别纪》，《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

与汪兆铭联系，以了解革命阵营的内幕 又通过立宪名流张謇、赵凤昌等人与革命党人联系，讨论和局，获得不少革命派方面的信息。后来又授意杨度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不少人对此抱以很大的希望，认为：杨度为君主立宪党发起人，汪兆铭为民主立宪党发起人，联名组织共济会，主张从速息战以免大局糜烂。汪君已将组织是会之宗旨电告武昌军政府劝其从此罢兵，杨君亦将组织是会之用意告北京政府，想此次乱事不难平和了结。

当然，袁世凯之所以力主和平解决南北问题，是与当时的形势密不可分的。首先，南方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政治改良，并无他求；其次，袁世凯害怕南北长时间对峙，会招致外国干涉；最后，是袁世凯内外交困，库款奇绌，不得不如此。还有社会舆论，整个大的环境还是渴望议和成功的，尤其是西方列强求和心切，袁氏自然不敢不顾及，况且袁氏也多次表示：以多数舆论为从违，即顺应和谈这一发展趋势。

尽管袁世凯出山后，很快由军事布置打击，转向积极推动南北和谈，一时间战争的危险不再，但要使南北问题来一个彻底解决，并非易事。因为议和的结果只有两种：一是革命党主动妥协，清廷既往不咎，并实行改革，贯彻君主立宪制度；二是清廷作出妥协，实行逊位，享有优待，成立一民主共和国。无论哪一种结果，都需要双方作出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