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武昌起义以后，整个中国像炸开了锅，各地纷纷响应，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真可谓到了“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的地步。清廷软弱无力，屡表悔过之心，下罪己诏。关于此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是这样评价的，“这些谕旨体现了朝廷对群众压力的彻底屈服。从摄政开始以来，随着政府的日益衰弱，朝廷的意旨逐渐失去了权威，以致对人民不再具有很大的影响。在清朝兴盛的年代，甚至到了慈禧太后逝世为止，谕旨是不轻易发布的，而且所使用的语言极为庄重，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谕旨不能撤销，这是一项惯例。现在，谕旨大批地发布出来，一个接着一个，紊乱不堪，而且措辞常常是矛盾的。朝廷越是向人们泄露它的机密，他的建议所得到的反响就越冷淡。10月30日的谕旨，也许是中国历代朝廷发布的谕旨中最为屈辱的，据说它哀婉动人的程度超过了明朝末代皇帝所发表的绝望的呼吁。朝廷在这道忏悔的谕旨中把全国遭受的动乱归咎于它自己，紧接着又发布一道谕旨，革除皇族各亲王所担任的官职。”（《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4页。）但是局面已是无法挽回，清政府终于自食其果。

实际上，武昌起义是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迅速取得胜利的。当时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宋教仁等在香港，直接组织这次起义的蒋翊武、孙武等人，有的受伤，有的牺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汉。由于形势紧急，革命党人慌乱中，拥护黎元洪做都督，成立湖北军政府。黎元洪出山，对稳定革命局势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很快向各地扩展，不到两个月，内地18省中便有13个省和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举起了义旗，宣告独立。西方列强也大都对革命抱有同情，宣布“严守中立”，立宪派看到革命形势的势不可当，也都纷纷加入革命阵营，清廷更加孤立了。但革命的前途也有诸多变数。由于起义不是在同盟会统一安排部署下进行的，起义领导人也非同盟会的主要干部，因此各省独立后，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独立各省情况各异，有的革命派控制政权，如广东、上海、山西、陕西、安徽、福建等省。有的则立宪派占据主动，如湖南、江苏、广西壮族自治区，有的则旧官僚掌权。革命党人和立宪派矛盾重重，互相争夺权力，斗争时有发生。革命要进一步向深入发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不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不行的。因此，建立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变得十分迫切和紧急。

1911年11月11日，苏州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主张仿效当年美国由各州会议共和建国故事，建议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请各省举派代表来沪，商议组织成立联合政府。上海都督陈其美大为赞同，他在发出的通电中，讲出了发起目的和会议召开的方法：

“自武汉起义，全国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模范……急宜仿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外妥善方法……务请各省派代表速在沪集议。集议方法及提议大纲并列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