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旧咨议局，各举代表一人。

——各省现时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均常驻上海。

——以江苏教育总会为招待所。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与议。”（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页。）

由此通电内容看，共和民主政治已经被中国政治人物所接受，而且不仅仅是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是马上就要付诸实际了。上海方面发出通电之前，湖北方面已经发出同类性质的电文。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国内已经形成了两个革命中心，一个是武昌，一个是上海；亦形成了两个实力较为重要的集团，湖北集团和江浙集团。在建立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的问题上，双方有分歧。湖北集团主张邀请各地军政府代表在武昌召开会议，并筹组临时政府。而江浙集团则认为上海位居交通枢纽，又为列强注目之地，所以应该在上海集会筹组临时政府。江浙集团同盟会力量居优势，并联合了立宪派的力量。湖北集团以与同盟会总部有一定矛盾的共进会居优势，与黎元洪势力结合在一起，还有首义的优势地位，最后随着南京光复，双方妥协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此外还在大元帅选举问题上，双方互有矛盾，江浙方面力推黄兴出任，湖北方面则坚持黎元洪莫属，一时争持不下，革命阵营内部极不和谐。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归国了。

武昌起义的成功，有点出乎孙中山的意料，他在美国得知这一消息时，又喜又忧，喜的是这些年为革命奔波忙碌，终铸正果。忧的是革命的成功，却没有自己的直接领导，而且是在向来不被自己注重的长江流域取得的。尽管有重重顾虑，孙中山还是决定回国。

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受到革命党人的热烈欢迎。胡汉民、廖仲恺等建议孙留在广东活动，孙却坚持前往沪、宁前方第一线。他说：“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绝非他人所能任。”由此看来，孙中山尽管不在国内，可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及其所出现的问题，了如指掌。湖北集团正和江浙集团闹别扭，革命派也确实需要一个更核心的人物出现，从当时的威望和资历看，孙中山是最佳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