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袁世凯为南北实现统一积极地奔走，促使清廷接受革命党人的条件时，外国人也不无为他担心，因为袁世凯的任务是巨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通常的特性是固有的稳定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地渴望和平，而且这个国家没有其他的建设纲领，这些情况都是对袁世凯有利的。另一方面，运动的广泛性以及它到处获得胜利，使得以武力恢复国家原来面目的一切企图难以实现。《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后来做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的乔厄莫理循也对袁世凯的处境表示极大的关心，有许多关于袁世凯身陷囹圄的记述。“今天上午，唐绍仪乘火车去天津（实则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代表前往南京与共和派谈判），我为他送行。他衰弱无力，只能用左手握手。他正为和解而努力，并且力图劝说袁世凯接受人民的意志。……袁世凯无疑正处在极大的人身危险之中。革命党人不信任袁世凯，认为他是清朝的支柱；满人也不信任他，认为他在策划倾覆清朝的阴谋。”“而袁世凯显然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博。朱尓典爵士几乎每天见到袁世凯，而袁世凯的机要秘书蔡廷干也几乎每天来看我。”“袁世凯到北京以来表现十分好。他显示出上乘的政治家品质，并且逐渐成为局势的主宰者。所有的事情均取决于他。万一他被暗杀，则将出现混乱，然而他被刺的危险总是存在的。”一个日本人佐原笃介给莫理循博士的来函这样写道：“袁世凯处境十分困难，而他马上能做的具体事情，就是下野并离开中国前往欧洲，并且在他所能看到的时机早日这样做。无论如何，我对共和制的中国没有信心，因为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就其禀性和气质来说，个个都是小暴君。可是在目前，中国人几乎满脑袋都是可以从共和制得到赐福的想法，而不知道共和为何物，而且他们盲目行事，和他们争论也无用。我的看法是，对中国人撒手不管，让他们尝到痛苦，而后会有一个政党出来挽救时局，唤醒并拯救民众。如果没有这种人物出现，中国将陷入混乱并且永远毁灭。”（（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821页。）这种评价未免有失偏颇，尽管我们心里也许不会接受它，其实，当时的中国人又何尝不正如他所叙述的那样呢？袁世凯在这样的国人面前，处境怎么会不困难？

刚刚开始的困难袁世凯还能照应，日益增多的，又无法预测的，左右为难的困难，就使得袁世凯的日子很不好过。且他又患严重的失眠症，就职以来益形苍老。但莫里循说：“他所显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不令人钦佩。”由于南北双方谈判遇到严重的挫折，孙中山又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新政府不能建在北京等条件时，袁世凯和他的手下人为所发生的事情乱了手脚。但是，随着清帝退位的逼近，形势发展得更令人难以预料。“这里的形势处于危机状态。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满人不信任袁世凯，革命党人不信任满人，袁世凯不信任日本人，而《纽约先驱论坛报》正尽其所能煽动对英国的不信任。你从来没有见过像目前北京这样的状况。几乎每个内阁大臣和副大臣或告了病假，或者以这样那样的借口要求准假。”（（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844页。）从外国人记述的袁世凯处境，我们不难看出，袁世凯是多么窘迫，多么不如意，并非我们很想当然的那样认为：袁世凯是中心，无论哪一派政治力量都围绕着他转。他要想干什么，没有不成功的。恰恰相反，袁世凯却是忍辱负重，想力挽狂澜，可现实的他又不得不一步一步试探着，妥协着。

一时间，社会上劝袁之声不绝于耳。岑春煊劝袁：“今日国民多数均以共和为目的，朝廷既有召国会决政体之谕，自系采取多数，我皇上之从民所欲不私天下，以尧舜之心为心，为海内外所共见，民军感于朝廷礼让为国罢战息民，故亦众口一词，必以尊崇皇室为报，上下相交各尽其道，为世界历史开一未有之局，诚吾国之光荣也，唐使南来国民咸以平和有望，列强忠告企盼尤殷，春煊养疴沪上，蒿目时艰，念公为国为民必能主持定议，不图撤回和使重启战端，皇上不以吾位自私而公必返遏其德意，国民皆以人道为重，而公必自逞其兵威，从此战祸相寻，永无恢复和平之望，生灵涂炭，同就沦亡，上贻主忧下益民祸，谁尸其咎，为公一人。”熊希龄也进言袁世凯：指出连日阅报和议相持，势将决裂，大局之危不堪设想，在公左右为难具有苦衷，然人心所趋大势所在，万不能再有君主立宪之理，征之事实约有三端：一是满室对祖宗发祥地东三省，危亡在即，尚不见爱更何爱于全国；二是满室所最密切者无如满蒙各旗之人筹划八旗生计，结果敷衍塞责，满室对于满蒙同族尚不见爱更何爱于汉人；三是武昌起义后满室最信任的亲贵首先提取大清银行存款，市面因而动摇。满室对于亲贵官吏尚不能得其信用，更何信用于今日之一般人民。以上三项事实征之，满室已失君主之资格，不能再临臣民之上。北洋内部倾向共和的也愈来愈众。总之，共和已是大势所趋，清帝已失君主之资格。其实处此环境，亲贵们固执己见，又有何用？但袁世凯总还想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使清帝退位，又能使清帝感到值得退位，可时势不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