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帝逊位而出现的扑朔迷离现象，也有的认为：“此殆袁世凯之诡计也，袁世凯者素抱天下一人之雄心，欲以撤销满政府之奇功，博一民国总统之要职，彼盖自受任以来至今日，初未尝一日忘怀者也，特恐逊位问题出之太易，震世之奇功将无以表爆于天下，不得已而演此波叠，隐然借铁良之魔力以为雉媒，事成则扬扬然语于民军，曰铁良到京后洵涛等如何密议，宗社党如何昌炽，逊位之问题几决裂，幸仗我以消弭此续战之恶兆，共和新政府之成立皆袁世凯一人之力焉耳，以故近数日内忽焉而不与朝议，忽焉而急欲脱身赴津之宣言，豫为异日居功之地位，不然，铁良一败亡满虏耳，果其孤掌可鸣，足以维持夫残局。”此似乎有些神化袁世凯的能力，可内心复杂的袁世凯即便有此想法，恐怕亦属正常，如果从袁、伍后来交涉的内容来看，袁世凯确有延宕时日的嫌疑。

不管袁氏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迫使清帝退位的任务是由他来完成的，两千年来君主专制政体也是靠他之手来推翻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也是无法改变得了的。有人会认为这不能算袁氏的功劳，这是辛亥革命的结果。一点不错，就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恰恰迎合了革命，顺应了潮流。所以在这一问题上，仅仅认为袁世凯别有用心，恐怕并不合适。我们要着眼其一生中的主流大事，而不应纠缠在某些传闻的细枝末节。他后来虽然背叛了共和，但我们不要忘了，他完全是一个出自旧中国历史背景、并且受其支配的人。

当然，在清廷退位问题上，袁世凯出力不小，而革命派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这主要体现在皇室优待条件，及满回藏优待条件的制定。当时优待条件一出笼，就遭到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谭人凤说：“殆至宣统退位，提出皇室优待条件，余曾极力反对之；然孤掌难鸣，有无实力盾其后。”谭的主张当时是颇具有代表性的。就连外国人也感到不可思议。“我们正处在中国的立宪党人和共和党人在汉口举行的和平会议的前夕。如果把保留清廷的某些残余作为解决的条件，我对会议的结果就不抱希望。不论把清廷的权力限制到什么程度，他将是阴谋诡计和动荡不定的温床。你不能把房子盖在风化了的岩石上。”更让外国人感到汗颜的是，不仅保留了清王室，而且还享有极高的优待。“皇室生活费用的问题在和王公们协商。袁世凯准备每年给他们多达500万两银子，这是一个很荒谬的数字。我在和他的通信中说，100万两就很够了。我提到波斯和土耳其的情形。我说，生活费的水准是摄政王自己定的，他引退后每年得到五百万两。因此，他们不应该给别的亲王比这更高的生活费。一共只有八个亲王。皇帝将得到25万两，在这场危机中表现不错的皇太后也许得到相同的生活费。袁世凯打算给她特殊优待，因为她是光绪遗孀，而人们责怪袁世凯1898年错待了光绪。”

针对反对声浪，革命领袖孙中山多次公开解释，多次澄清谜团。对谭人凤，孙中山专电说明情况，“谭人凤先生鉴：两电悉未能即复者，以其详情非电所能尽也，前提条件，系委曲以求和平，若虚君之制犹存，则绝不能承认，文虽愚昧，亦断不容以十数省流血构成之民国，变为共和之缪制，祈共鉴之。”然后对陈炯明及广东的反对声浪亦进行安抚。黎元洪也发电表示：“优待条件于共和主义，毫无妨碍。”此外，伍廷芳还针对各省的不平之声，反对优待条件的舆论，进行解释“清帝虽不去尊号，而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王公虽不去其爵，而公权私权一切与国民同等，此于共和国体似无所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