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吉鸿昌利用记者对他采访的机会，向世界人民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

吉鸿昌在国外时，还曾多次提出要求，想到苏联访问考察，但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却百般刁难，不予签证，以至吉鸿昌的苏联之行未能成行，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吉鸿昌与蒋介石的芥蒂就此公开。

1932年，吉鸿昌回国，暂居天津。在天津的日子里，他一边整理自己的著作《环球考察记》，一边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1932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抗日，吉鸿昌用变卖家产所得的6万元，购买武器支援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并且联络旧部，劝说他们联合共产党抗日。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著名抗日将领，集合国民党败退的热河军，以及蒙古族的抗日武装和一部分当地的抗日土匪，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第2军军长。不久，吉鸿昌又兼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指挥，率兵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多座城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但是，同盟军却被蒋介石称为“土匪流寇”，同盟军的抗日行为也被蒋介石污蔑为破坏他所谓的“国策”的乱党之举。1933年10月10日，吉鸿昌的部队在北平市昌平县被国民党的军队包围，部队溃败，吉鸿昌与方振武被俘，随后被国民党的军队押送北平。

然而，在吉鸿昌被押送北平的途中，押送人员出于对吉鸿昌的敬重和佩服，私自放走了吉鸿昌。

1934年5月，吉鸿昌再次回到天津，一手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同盟成立后，吉鸿昌被选为同盟首领，就这样，吉鸿昌再次走上了抗战的道路。

在吉鸿昌的策划、组织之下，“反法西斯大同盟”出版了进步刊物《民族战旗》。吉鸿昌在天津的住宅也成了北平、天津两地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联络站，当时，吉鸿昌的住宅被大家称为“红楼”。

吉鸿昌的所作所为让蒋介石非常恼怒，1934年，蒋介石发出了通缉吉鸿昌的紧急命令，就在对吉鸿昌的通缉令发出的同一时间，蒋介石命令复兴社的特务头子戴笠制订了刺杀吉鸿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