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

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孙中山后来多次强调，他的革命思想完全得之于香港。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常常不是直线发展的，需要经过某些曲折和迂回。孙中山在香港求学的这段时间，其思想倾向主要还是改良的。“四大寇”所谈的“革命”，实际上还是一种改良政府的主张，不过，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已经可以说是非常超前的了。

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别录》中指出，时人以“四大寇”称呼他们，“实则纵谈之四大寇，固非尽从事于真正之革命也”。孙中山此时所讲的“革命”，其实只是造反的同义词，还不是后来那种自觉地推翻现存社会制度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事实上，“革命”一词直到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时，从当地出版的报纸上得到启发，才为革命党人所采用。

在香港求学期间，孙中山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学习上的。事实上，这也是在为实现他的“改良祖国”的愿望做着准备。

据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博士说，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期间，除了研习医科之外，还热心研究国际法、军事学、海军建设、各种财政学、国政、各种派别的政治学。

可见，此时的孙中山，是在致力寻求一条强国富民的道路，他的“改良祖国”的理想蓝图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1890年，孙中山上书郑藻如，第一次提出了自己“改良祖国”的明确主张。

郑藻如，广东香山县濠头乡人，曾任清朝津海关道和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了解西方事务，1886年后病休居乡。